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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西方世界对伊斯兰教的挑战

已有 3182 次阅读2009-10-10 20:21

       这篇文章摘自胡尔施德艾合迈德 编《伊斯兰教要旨浅说》,伊斯兰堡国际伊斯兰大学达瓦研究院中文图书电子版。

    今天,如果有人想探讨西方乃至整个现代文明对伊斯兰教的挑战,那么,这一命题的严肃性本身就要求探讨者提起锋利的宝剑,鉴别真理与虚伪,勇敢地对一些传统观念进行学术抨击。现代文明高傲地认为自己已经开辟了敢于批评一切的思想态度并拥了进行客观批评的方法论,然而,实质上可以肯定它是一切已知文明中最不具有批评态度的,因为它并不拥一个客观标准去判定和批评自己的一切行为和活动。这一文明想进行的各种基本改革都已失败,因为它不能首先对自己进行改革。实际上,现代世界的基本特征之一就它一点也不拥有理性鉴别力,更为可悲的是,它也不拥有任何真正锋利的批评方法。
      
有一句古老的格言说:撒旦最憎恶直率的论点和锋利的刀刃。这句古老的格言说明了一个最深沉的真理,它对我们探讨的问题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恶魔在各个领域里显示其魔力——因为它是无所不在的——去钝化一切它所能钝化的直率的论点和锋利的刀刃,这样,事物之间的明显区别就消失了,概念明确的信条经过腐蚀的程序逐渐丧失了明确而直率的定义。真理和虚伪越来越变得混淆不清,甚至做为主赏赐给人的最珍贵的礼物的神圣宗教仪式和信条经过这种使一切丧失意义的腐蚀力的破坏而变得空洞无力和含糊不清。因此,探讨现代世界对伊斯兰教的挑战要求我们全面贯彻从根本上建立于清真言之上的一种理性鉴别方式。实际上,用阿拉伯语书写出的清真言的第一个字母(俩目)就象一只宝剑一样。我们必须用这只宝剑来斩除新的蒙味主义时代被许多穆斯林不加鉴别地接受了的虚伪的偶像。必须用这只宝剑来斩除并扫荡那些污染着受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穆斯林们的一切荒谬的思想和主义。必须用这只宝剑把当代穆斯林的灵魂切割为一块允许来自真主的灵光在其中闪烁的明亮的水晶石。任何人也不应该忘记,水晶石闪烁的原因恰好是因为它的边缘被切割得相当锐利。


      
大家应该记住,在象今天这样的形势下,根据精神世界和宗教的原理对现代世界进行批评不但是一种慷慨解囊的义行,而且是伊斯兰教所倡导的美德中最重要的一环。同样,大家也不应该忘记:伊斯兰教的圣人(愿主赞颂他,并向他祝福)不但具备最典雅的礼节,而且他常常以最诚恳、最坦率的方式表明真理。在生活中,他有些时候表现得相当坚决,毫不妥懈,他从来没有为保全礼节而牺牲真理。伊斯兰教从来没有教导一个人为了保全自己的文雅风度而应该接受二加二等于五。实际上,礼节是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环境中表明和坚持真理的辅助工具。有一位北非的苏菲长老和精神权威曾说过:你知道什么是礼节吗?礼节就是磨利你的宝剑,当你迫不得已地宰杀一只动物时,你的宝剑不伤害它。这就是穆斯林们讨论西方世界对伊斯兰教的挑战这一问题时所需要的态度,我们不仅在个人生活和灵魂深处对真理负担着义务,真理更有先决权利要求我们在每一时刻,每一个地方为别人表明和阐扬真理。今天,我们必须更多地拥有批评的态度,甚至吹毛求疵也不过分,因为,今天的穆斯林更需要一种批评的态度,而在我们的生活中,这种批评态度真是少得可怜。


      
今天的伊斯兰教世界所缺乏的就是对现代世界所发生的一切进行一场全面检验和认真批评。不进行认真的批评,我们就不可能在对抗西方文化方面做出任何成就。所有受现代主义影响的穆斯林的观点都注定要失败,因为他们以调和伊斯兰教与……之间的方式应该是……”这样的语调为前提,然后得出某种结论。实际上,只有一种得到真主的启迪和引导的世界观才能获得成功。任何想要把伊斯兰教与西方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进化论或者其它任何一种主义或理论加以调和的企图命中注定都要彻底失败,因为他们没有在伊斯兰教的标准指导下对自己所谈论的主义或理论进行全面检验和批评,也因为他们把伊斯兰教看作是一种对某些事物的局部性的观点,它还需要某种现代思想理论的补充,一句话,他们没有把伊斯兰教看作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它的完整性本身就意味着拒绝自己变成修饰和点缀某个名词的形容词,伊斯兰教是一个占据中心位置的名词,而不是修饰其它名词的某个形容词。那些现代主义者的致命弱点就在于他们不知不觉地用那种主义或理论替换了伊斯兰教的中心位置。今天,各种时髦的模式的频繁变化有时把伊斯兰社会主义做为标榜,有时把西方自由主义或者其它任何一种主义做为标榜,这种现象本身就证明现代主义思潮的愚蠢和空洞。任何一个明嘹伊斯兰教是一个独立而完整的体系的人都知道伊斯兰教决不允许自己降格为一个形容词,它是一个独立于任何主义或理论的完整天启体系。


      
面对来自西方的各种形形色色、变幻纷纭的时髦的思想模式,许多受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穆斯林之所以采纳这种防卫性的、辩解式的态度的直接原因正是由于他们缺乏一种批评的意识和辨别真理与虚伪的精神。通常,他们对一些西方现代文明中较明显的缺陷和较容易批评的事物进行了批评,但是,很少有人拥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和批评现代思想的根本谬误。指出传统的宗教寺院学校中学生们的生活缺乏活力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是,采取一个坚定的立场表明大多数现代教育机构中教授的东西对学生们的灵魂——比某些老寺院学校的所在地有损身体健康的环境——远远更具有破坏力这一事实,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今天,在伊斯兰教世界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敢于拔出理性思维和精神力量的宝剑对抗和批评西方,并根据伊斯兰教的基本精神回答西方对伊斯兰教发起的挑战。这就是今天的实际情况,但是这样的现实太令人遗憾了。没有任何理由说明伊斯兰教世界为什么不能产生一代新的学术精英有能力根据伊斯兰教的天启教诲所包含的永恒真理的观点对现代世界进行一次客观的批评。
      
今天,在伊斯兰教世界里主要有两类人关心宗教、学术和哲学问题:第一类人是宗教学者(欧来麻仪)和苏菲修道者,第二类是现代主义者。只是在最近才开始逐渐出现了第三类人,他们与传统的宗教学者在观点上保持一致,是属于正统的,但同时,他们也了解现代世界,然而,这类人的数目极其有限。至于传统的宗教学者和其它正统的精神权威(苏菲明师),他们则通常对现代世界的难题和复杂性了解得不深,然而,他们却是正统伊斯兰教的卫士和看护者,没有他们的存在,正统的延续会遭受危险。他们常常是被现代主义者批评的对象,现代主义者批评他们不了解西方哲学、科学以及现代经济学等其它学科的错综复杂的问题,然而,这种现代主义者动不动就挂在口上的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做到的廉价批评实际上找错了对象,摆错了位置。因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在伊斯兰教世界掌握财政和政治大权的人几乎没有允许寺院学校沿着一个在不受现代世界腐化的同时有机会对它进行一种比较深刻的了解的方向发展。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传统寺院学校进行了改革教学制度的尝试,然而,这些改革背后往往隐藏着一种不可告人的目的,那就是废除传统的教育制度并使其完全改变本来的精神面貌;而不是扩大教学大纲,增加课程设置使学生真正在伊斯兰教教义的指导下认识现代世界。更为令人遗憾的是,也没有多少人努力去创建能在传统寺院学校和现代教育机构之间起到桥梁作用的学术研究机构。总之,现代主义者没有任何权利去批评传统宗教学者(欧来麻仪)缺乏现代知识,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得到过接触并掌握这些知识的机会。

      
第二类人是西方大学或伊斯兰教世界中或多或少地摸仿西方大学而建立的现代教育制度的产物。当前,伊斯兰教世界的大学都自身处于一种危机状态之中,这种危机是证明自身特征的危机,因为教育制度与周围的文化环境发生着有机联系。一架喷气式飞机可以在亚洲或非洲的任何一个机场降落,不管机场建在那里,它就可以成为所在国的一部分。然而,我们却不能盲目地进口一种教育制度,实质上,伊斯兰教世界的新式大学面临着一种与西方国家大学性质完全不同的危机本就证明了这一点。这种危机无可避免,因为本来的伊斯兰教文化在这些国家仍然是一个活的现实。可悲的是,这种教育制度的危机深深地影响着在这些大学里接受了教育并被称为学术界精英的人们。学术界精英这一词汇的应用相当不幸,因为他们的思辩能力并不那么精明,实质上,他们往往是一些最远离理性思辩的人。无论我们用那一种名称称呼这类亲西方文化的大学培养的人都无关紧要,问题的实质是,这类人中的大部分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偏爱一切来自西方的事物而疏远一切来自伊斯兰教的事物的特征。这种普遍存在于许多穆斯林现代主义者心理中的自卑感——这钟自卑感同样存在于许多受现代主义影响的印度教徒 、佛教徒和其它东方人的心理之中——是伊斯兰教世界面临的最大灾难,它直接危害着我们希望去迎击西方挑战新一代穆斯林。因此,不认清这种新式大学教育1造成的思维模式,我们就根本无法探讨西方文化与伊斯兰教文化之间的对抗这一命题。这种思维模式在过去一个世纪中推出了许多自我辩解式的作品企图回答西方对伊斯兰教的挑战。2


      
这种自我辩解式的现代主义思维方式回答西方对伊斯兰教的挑战时所采取的立场是这样的:他们就象一个奴隶站在主人面前那样对西方说,伊斯兰教中的这一点或那一点正好与今天在西方很时髦的某种事物完全一样,至于那些即使绞尽脑汁也无法在现代西方盛行的术语中找到一个对应物的东西,则把它们做为并不重要的东西弃之一边,甚至不惜把伊斯兰教中有些原本的东西诬蔑为新生的异端(毕达尔提)。([1][9])他们举出了无数的论点来说明伊斯兰教的宗教仪式倡导清洁卫生,伊斯兰教的教义主张平等主义,并不是因为这种主义和观点当我们以伊斯兰教教义的整体观来看时——是真实的,而是因为清洁卫生和平等主义是当时——尤其是嬉皮士运动产生以前西方盛行和时髦的思想。自我辩解式的现代主义者企图确认这样明显而易于辩护的特征,然而,他们逃避了西方对伊斯兰教挑战的实质,西方对伊斯兰教的挑战仍然威胁着伊斯兰教的心脏,无论他们做出多大的努力去安慰伊斯兰教的敌人也无济于事。当需要动手术时,大夫必须拿出手术刀毫不犹豫地切除受病毒感染的地区。同样,当谬误的思想威胁宗教的真理时,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换批评和思辩的宝剑。任何人不可能通过伪装朋友或达成协议的方式根除谬误思想的消极影响。


      
当这种自我辩解式的态度用来对待哲学和思想问题时它就显得更为可怜了,本世纪初,从埃及和印度次大陆产生了许多属于以这种态度写成的作品,它们极力模仿早已过时而毫无新鲜思想色彩的曾在维克多利亚时代在英国或同期的法国盛极一时的辩论命题,当今天我们翻开这些作品去阅读时,发现它们在回答西方对伊斯兰教的挑战时显得多么空洞无力,甚至觉得它们仍然在咀嚼着早已被西方唾弃了的垃圾。当然,在本世纪之初的伊斯兰教世界里,人们仍然能听到正统的伊斯兰教学术和精神权威们强大的呼声,虽然,他们对一些有关哲学和科学的深层次的思想认识比较模糊,然而,他们仍然能在伊斯兰教天启教义永恒不变的宗教原则之上对西方的挑战予以有力的回击,但是,这种呼声后来渐渐变小了——当然,它并未消失——,而在另一方面,现代主义者的呼声逐渐变得更为有力,更具侵蚀力。


      
这种形势导致了一个更为奇怪的现象:今天,在全世界受过现代教育的人中,西方现代文明最坚强的卫士是一些西方化了的东方人。与现代化了的东方人相比,牛律大学和哈佛大学最有才华的学生对西方的信心更少。这些西方化了的东方人,他们曾一度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现代主义神坛,而现在突然面对这个神像倒塌的可能性,他们只能孤注一掷地紧紧抱住它。对穆斯林现代主义者——尤其是其中的一些较为极端的人来说,伊斯兰教的原教旨真义正是今天的现代化了的西方灌输给他们的那种东西。如果革命是时髦的,那么,伊斯兰教是主张革命的;如果社会主义是今天的时髦,那么,伊斯兰教的真正教义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之上的;洞悉这种思维方式以及它所推出的作品的人最了解它那驯服的、奴性的、被动的良民特性。甚至在教乘(教法)领域内,有多少非伊斯兰教甚至反伊斯兰教的法律只须在其开头加上太斯米叶、在其结尾缀上我们只求真主襄助就被予以采纳的实例?


      
现在,这类曾毫不犹豫地出卖自己的灵魂模仿西方的人,亲眼看到西方文明本身痛苦地挣扎的无法相信的迹象时,对这类人来说,这是多么痛苦的景象啊!因此,他们置一切迹象于不顾去极力维护西方的价值观念体系,面对那些从恶梦中惊醒并自己开始批评现代世界的西方人,他们真是气得要死。也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逐渐变得清晰的现代文明行将倒塌的迹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就显现在人们面前的话,那么,世界上很大一部分传统文明肯定会被挽救下来,因为那时亚洲的各大传统文明仍然很完整。然而,命运之手并没有为人类规划出这样的道路。尽管如此,正如一句波斯谚语所指出的那样,只要树根仍然在水中,那么,就有希望。在目前形势下,人类能做到的还很多。根据传统的信条对积极行为的肯定观念,做一些有意义的事业的可能性始终存在,其中最明显和最重要的一项就是阐明真理并以身作则。当信仰(伊玛尼)存在时,失望毫无意义。甚至在今天,如果能在伊斯兰教世界形成一股真正的学术和思想气氛,一股既不失其正统的本性,而又洞悉现代世界的学术和思想气氛,那么我们就既能回答西方的挑战,又能保护伊斯兰教统和道统的轴心不致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威胁下瘫痪。


      
只要记得对绝大多数穆斯林来说,伊斯兰教文化仍然是一个他们在其中生活、呼吸和归真的活生生的现实,那么我们就能确切地认识到在伊斯兰教世界还有多少东西可以被挽救下来。从印度尼西亚到摩洛哥,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伊斯兰教文化仍然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而不是过去某一时期的历史故事。那些把伊斯兰教文化认为是过去的历史故事的人属于人数极少、但影响极大的已经自身脱离了传统世界的生活的少数人,这些人自己丧失了中心,但却误以为整个伊斯兰教社会失去了中心。


      
然而,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持这种以为伊斯兰教是一种过去的历史的观点的人就是在伊斯兰教世界里操纵着大众传播媒体的人,因此,虽然他们人数极少,但他们却直接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灵魂,在大多数地区,那些操纵着电台、电视和杂志的人生活在一个看来伊斯兰教的确已成为一个过去的历史故事的世界里,因为他们那样地迷恋西方,甚至他们看不到世界上还有其它对待事物的态度和方式,即使那种态度和方式仍然做为一个活生生的现实存在于自己的家门前也罢。


      
特别令人奇怪的是:正当西方丧失了自己的撑杆而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也不知道自己要走向那里时,这些西方化了的少数人却在伊斯兰教世界赢得了占优势的地位。如果我们让一个波斯或阿拉伯农民到某个中东大机场去观察一下进入他的国家的欧洲人时,那么他就足以仅仅从一个修女庄重的打扮到几近全裸的女游客的服饰差异上发现西方文明塑造出的人们多么缺乏平衡与和谐。然而,完全西方化了的穆斯林的眼光却观察不出这样简单而明晰的差异。因为,尽管他不希望西方文明是完美的,可是他不想面对自己信心十足地去模仿的文明表现出的矛盾。


      
当然,在过去三十年来,形势发生了某些变化。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来到欧洲的穆斯林几乎认为塞纳河或泰晤士河就是天堂中的溪流,而河边的树就是天堂中的吐巴树。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这一代西方化了穆斯林几乎把天堂和天堂中完美生活的形象完全转嫁给了西方文明,但是今天,我们已经再也观察不到盲目地把西方接受为一个崇拜偶像的现象和认同态度了。西方文明在过去三十年内更为情晰地呈现出的内在矛盾已经不再允许这种态度存在了。今天的现代化了的一代穆斯林与他们之前到达西方的父亲和叔父们相比已经不再对西方文明的绝对价值观念那么满怀信心了。如果这种态度变成对现代主义进行积极和客观的评价的前奏,那么,这种转变肯定是一种积极的倾向。但是直到现在为止,它只是在现代化了的穆斯林队伍中制造了更多的混乱,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导致了几个穆斯林学者的出现,面对西方文明的现实,他们恰如大梦初醒,停止盲目地模仿西方。可是,愿真主保佑!最大的问题,即缺乏建立在伊斯兰教文化标准之上的渊博知识这一难题仍然存在。到今天为止,伊斯兰教世界只产生了几个为数不多的具有足够的能力和胆识的西方学家去履行东方学家自十八世纪以来一直在为西方所起着的积极作用。


      
尽管现代主义化了的穆斯林对西方的信心正在减弱,然而,穆斯林仍然在思想产品和物质产品两个领域中充当着西方的消费品市场的角色。由于对自己的文化和思想传统缺乏信心,绝大多数现代主义化了的穆斯林都在期待着从西方获得某种启迪。更有甚者,伊斯兰教世界的每个地区都接受着与其保持密切关系的某个西方世界特定区域的一整套思想。举例来说,在社会学和哲学范畴内,南亚次大陆在过去一个世纪紧紧因袭着产生于英国的学派,而波期(伊朗)则因袭了法国的学派。现代主义化了的穆斯林在处处都坐等着采纳来自西方的东西,今天是实证主义,明天又是存在主义。很少有人能真正采取伊斯兰教文化和思想态度积极而有效地鉴别一切从西方刮来的潮流。这方面的情形正如时装设计界的情形完全一样。许多伊斯兰教世界的妇女只是完全被动的消费者,她们盲目地仿效几个西方时装设计师为她们决定的一切。实际上,无论是在时装、哲学和艺术界,现代主义化了的穆斯林在决策发源地没有任何可以扮演的角色。


      
当然,甚至西方人自己都很难把握在他们的世界里一个接一个地出现的运动的深层次根源。二十年前,没有任何人能预见象嬉皮士运动这样宠大而具有广泛影响的运动的产生。而现代主义化了的穆斯林则离得更远,不要说他们了解深层次的根源,他们连这种运动的酝酿和发展都一无所知,直到这种运动控制了舞台的中心,他们才突然反映过来,然后又一次盲目地因袭。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生态平衡危机就是这方面一个最好的实例。穆斯林们对这一巨大危机的存在一开始毫无知觉,直到它成为绝大多数西方人最关心的问题时,穆斯林们一直在坐等。甚至在今天的伊斯兰教世界,有多少人认识到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就在于富饶的伊斯兰教传统之中?实际上,伊斯兰教关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传统训导足能为解决这一巨大危机提供金钥匙——如果人类真愿意去用这种金钥匙的话。

[1][9]) 现代主义思潮和原教旨主义清教徒式的塞来奉耶运动在这里汇合,他们的态度在这里完全一致。(原作者)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现代西方文化是纯理性主义的,它坚决否认人与真主产生联系的可能,坚决否认天启(卧海伊)、启迪(伊里哈目)、灵迹(克拉麦提)的可能性,坚决否认精神生活的实质。深受这种思潮的毒害,现代主义者和原教旨主义清教徒坚决否认作为伊斯兰教的灵魂和精神生活的具体表现的苏菲行知,他们对道乘修行和真乘境界的态度是要么坚决否认,要么认为它们并不重要,要么诬蔑它们为新生的异端(毕达而提)。他们哪里是在迎击西方文化对伊斯兰教的挑战,殊不知他们自己不知不觉地被西方现代文化牵着鼻子走向迷悟,做着铲除伊斯兰教灵魂的伟大业绩!(译者语)


      
为了更具体地探讨西方对伊斯兰教的挑战,我们有必要举出一些当今的现代世界中一度时髦并对伊斯兰教世界的文化甚至宗教生活发生了影响的主义的实例加以说明。让我们首先从马克思主义——或者更概括地说——社会主义开始。今天,在伊斯兰教世界的许多地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热门话题。虽然马克思主义直接的命题不是宗教,但它对宗教生活产生着巨大的间接影响,更不用说它对经济和社会行为的影响了。在伊斯兰教世界一般谈论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的人士之所以如此热衷于它就是因为他们想用它来解决社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然而,他们中很少有人真正严肃地了解马克思主义或理论上的社会主义。当你听到许多穆斯林青年学生常常在大学论坛上谈论马克思主义时,你肯定会感到迷惑:他们中究竟有几个人真正读过《资本论》或者甚至比较重要的二手资料?他们只想在纯理性水平上替马克思主义立场辩解。马克思主义思潮对许多穆斯林青年来说已经变成了一个拒绝用伊斯兰教的观点严肃认真地思考伊斯兰教社会面临的问题的借口:只要接受自己并不知道里面究竟装着什么东西的黑匣子的标鉴就足以提高自己的声誉,蒙骗理性,蒙哄过关地进入学者或学术界自由精英的行例。接受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对一切问题的既定解决方案后,他们认为不再有义务以暂新的方式去思考伊斯兰教社会做为一个伊斯兰教社会而面临的问题了。正是这种把马克思主义做为一个整体解决方案的盲目因袭态度——实际上他们从来就没有分析过它是否真能被用为治疗一切痛疼的阿斯匹林——导致了煽动人心的最坏土壤的产生。那些陷于马克思主义潮流的人们从来没有理性地、认真地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因此他们只能盲目而愚昧地服从它。其结果导致了伊斯兰教世界毫无意义地内部对抗和大脑的僵化,给伊斯兰教社会的青年造成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毒害,更不用说它对宗教信仰生活的侵蚀了。
      
不无遗憾的是,伊斯兰教学者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挑战进行回击的论据都是取之于传述的宗教条文的,他们忽视了用传统的伊斯兰教理性学科所包含的理性证据去驳斥辩证唯物主义。大家都知道,传述的宗教条文证据只能用来说服早已有信仰的人。对一个不承认《古兰经》权威的人诵读《古兰经》的某一特定章节就能驳倒他所持的观点吗?宗教学者们在这方面写成的著作很容易被批评,因为他们举出的论点对他们的听众毫无效力,他们实际上是在对牛弹琴。当我们记得伊斯兰教教统具有那样博大精深的文化,足以在理性水平上完美地回答现代欧洲哲学提出的任何论点时,这一现状尤其令人悲痛万分。实质上,在传统的智慧面前,所有的现代哲学只不过是一种妄想征服天国的自负的吼叫,有什么值得高傲的?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很多问题从根本上讲是由于问错了问题和对真理的无知而造成的,只有传统的智慧才能解除这种病毒,从古代的巴比伦到中世纪的中国的传统智慧的结晶被保存在集世界性和多样性为一体的伊斯兰教教统之中,尤其是伊斯兰教拥有它在其十四个世纪的历程中创造的巨大文化和思想传统。

      
最近,随着一种借用了伊斯兰教名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在某些伊斯兰教国家的出现,马克思主义对伊斯兰教的威胁显得更加严重了,因为它为许多大脑简单、知识浅薄的人创造了一个诱人的陷井让他们去上当。这种常常为了一种政治上的目的而不惜邪恶地利用宗教的做法实际上比反对宗教的人和诚实的马克思主义者更为危险。他们的思想和态度与《古兰经》叫做伪信者的那伙人完全一样。在这种严峻形势下,伊斯兰教对这种半伊斯兰教半马克思主义运动思潮的回答只能是予以强有力的理性反击,明确指出伊斯兰教不是在某一种主义之前加上太斯米叶就行得通的把戏,与此相反,伊斯兰教是不能与任何半真理相妥协的完整的神圣的天启真理大道。

      
除马克思主义之外,对伊斯兰教威胁更大并比它更早地渗入伊斯兰教世界的另一个主义就是达尔文主义即进化论,它对印巴次大陆穆斯林的影响尤其明显,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受英国殖民的影响,英式教育制度在那里相当盛行。我在这里没有必要指出许多著名的欧洲生物学家驳斥进化论的论据,也没有必要罗列出当代人类学家经过长期研究得出的一切论据去说明:不管人类产生以前的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人类自踏上历史舞台的第一天起,人本身甚至没有发生一英寸的进化。

      
然而,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当代穆斯林思想家注意到这些驳斥进化论的论据在西方的形成并引用它们来支持传统的伊斯兰教对人的观点。对不少一部分现代主义化了的穆斯林来说进化论仍然是一个象宗教信条一样重要的信条,他们没有认识到进化论与《古兰经》教诲有着明显的冲突。

      
实质上,从形而上学上讲根本不可能、从逻辑上讲自相矛盾的达尔文的进化论,在某些领域内已被有些人巧妙地编织到伊斯兰教的某些观点中,形成了一个最令人遗憾甚至是危险的混合剂。我在这里指的并不是那些本世纪初登上舞台的肤浅的《古兰经》注解家们,甚至象伊克巴尔这样权威的思想家也受到了维克多利亚的进化论思想和尼采的超人论的影响。伊克巴尔是当代伊斯兰教一位重要人物,在对他表示极大尊敬的同时,我们应该用伊克巴尔自己曾极力提倡的伊智提哈德(个人创见)思想去对他本人也进行研究,而不应该把他当做一个偶像去崇拜。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他的思想,我们就会发现他对泰算悟夫苏菲行知抱着一种既恨又爱的矛盾心理。他钦羡鲁米( [10]),然而他也表示了对哈菲兹 [11]的憎恶。这是因为:一方面,他被苏菲——更确切地说,伊斯兰教关于真人或完人的思想——所吸引,另一方面,他被尼采的超人论所折服,可是问题就在于这种思想和那种理论却是恰恰相反的对立事物。尽管他对伊斯兰教的许多观点有着精深的认识,然而他却犯了这样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对当时曾盛极一时的进化论太热衷了。他在一个更为清晰、更为知识化了的水平上代表着许多现代穆斯林作家的思潮,他们没有指出进化论的谬误,却以一种自我辩解的方式接受了进化论,甚至不惜根据进化论的观点去解释伊斯兰教的教义。

      
一般受到进化论观点影响的穆斯林的思想倾向是忘却伊斯兰教对整个时间进程的观点。《古兰经》关于后世临近和大限降临时将要发生的显迹都被遗忘得一干二净。关于末日来临和伊玛目玛赫迪降世的所有圣训都在无知或恶意的驱使下被抛到了九霄云外,或者硬说它们被曲解了。仅仅一段至圣穆罕默德(愿主赞颂他,并向他祝福)的圣训就足可以否定人类进化和历史发展的观点,这段圣训证实:最好的穆斯林就是与圣人同时代的穆斯林,其次是他们之后的人,然后,再是这些人之后的人,依次类推,直到世界未日。那些认为把进化论的观点搬进伊斯兰教就是为伊斯兰教做出了一个贡献的人们实际上跌入了一个最危险的陷井:他们强迫伊斯兰教去迎合现代人在十八、十九世纪为了使人忘记真主而杜撰的最恶毒的人造理论。

      
更有甚者,接受进化论就在日常生活中带来了无法轻易消除的明显矛盾。如果进化正在朝好的方向发展,一切事物都在自然进化,那么人为什么要朝好的方向努力呢?其实,现代主义者鼓吹的积极进取论正好与被人们普遍接受的进化论相反。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可以向人们问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现代世界鼓吹的努力、奋斗和进取等精神真有效的话,那么,人就可以把握自己的未来和命运。同样,如果人可以影响自己的未来,那么,这种影响也可能朝反方向发展,使世界的未来变得更坏,这样,我们就无法保证进化和发展总会朝好的方面前进。伊斯兰教世界的某些学术和思想圈对诸如此类的明显矛盾视而不见,置若罔闻,因为衰弱了的伊斯兰教学术和思想界直到现在还没有创造出严肃而认真的形而上学和哲学答案来回答进化论的挑战。当代伊斯兰教对进化论思想的挑战的回答跟其对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完全一样。虽然已经出现了一些根据经典条文驳斥进化论的著作,然而还没有出现一些足以说服其信仰已被进化论观点震撼了的穆斯林青年的学术和思想著作。可是就在同时,甚至象斯宾莎这样的十九世纪进化论思想家的著作仍然在伊斯兰教世界尤其是南亚次大陆的大学中占据着主要讲堂,就好像它们就代表着最新的科学知识或西方最新的哲学思想一样,然而,实事上,象斯宾莎这样的哲学家在他自己的家乡已经不受人青睐和重视了。在伊斯兰教世界里没有几个人注意到生物学领域中发现的最新的反进化论证据,也没有几个人观察到对进化论产生以前的人的概念的再证实,其实,这些运动已经在西方世界的学术和思想圈里一天比一天赢得着更多的支持者和追随着。更为令人遗憾的是,几乎没有人代表穆斯林学术和思想界从伊斯兰教学术和思想宝库中挖掘和整理出关于人的真正概念以及人与宇宙之间的关系的观点。让它成为鉴别任何将产生的关于人与宇宙的理论的一个标准,去指导穆斯林青年鉴别什么是科学事实,什么是人造理论,区别什么是科学证据,什么是披着半宗教信仰外衣的荒谬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

      
对伊斯兰教世界的另一个严重的哲学挑战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现代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妄图把人的一切高级精神生活贬低到心理活动的水平上,不仅如此,它还把心理活动的范围缩小到只能用现代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的研究方式去研究的事物之中。直到现在,这种思维方式还没有象进化论那样直接地影响伊斯兰教世界,我也不知道著名穆斯林作家中有谁是弗洛伊德的信徒,然而它的影响肯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增大。因此,大家必须记住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以及其它所有现代西方心理学和心理疗法都是在一个与伊斯兰教社会的背境完全不同的社会中产生的副产品。大家都应该知道弗洛伊德曾是一个威尼斯犹太教徒,但他后来很遗憾地离开了犹太教正统派。很少有人知道他加入了极端信奉救世主的犹太教运动,中欧的犹太教正统派团体都很反对这个运动,因此我们可以知道他是反犹太教主流的,更不用说他对基督教的态度了。很多人在研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但很少有人能进行深入的研究并揭开它的真面目。

      
最近,东方世界的一位著名苏菲人物用法语写作了关于苏菲行知与精神分析学说的一系列文章,并对两者进行了比较。虽然我万分敬重这位人物,但我不得不坦率地指出他对精神分析学说的态度太彬彬有礼、太温和了。究其实质,精神分析学说只不过是一次对苏菲明师接纳弟子进入道统的入统仪式的拙劣模仿。但值得幸运的是,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在伊斯兰教世界还不广泛,穆斯林们也没有觉得他们会对它有所需求。这主要是由于象礼拜、朝觐这样的宗教仪式在穆斯林生活中继续存在并起着积极作用。在伊斯兰教中,朝觐的最圣洁的中心当然是圣城麦加,但同时,在整个伊斯兰教世界各地都有这样圣洁的地方,男人、女人和孩子们在这些地方进行祈祷,与主的交言诉己和向主的虔心求祈在打开着他们的心灵去接受来自主的圣洁的恩典的流溢,它们仍然是治病、解除邪术、解救灵魂免遭恶魔迷惑的有效的强大途径。它们所起的作用是精神分析学家梦寐以求,但却无法达到的,因为他们缺乏精神力量而完成不了这样艰巨的任务,甚至有时他们导致适得其反的结果,因为只有来自精神世界的力量才能控制灵魂。

      
尽管如此,精神分析学说肯定会渐渐地渗透到伊斯兰教世界,这种以不可知论为根本出发点,甚直有时受恶魔控制的学说很有可能随着西方文学的翻译作品进入阿拉伯语、波斯语、土耳其、语乌尔都语等其它伊斯兰教语言。这些译作将会导致一种与伊斯兰教义和精神相反的精神分析文学的产生,实际上,这种现象已经在伊斯兰教世界渐露苗头。伊斯兰教是一个反对个人主义的宗教,作为伊斯兰教最普遍的象征的清真寺往往是建立在一个空地上或者一个宽阔的庭院中,目的就是从心理上革除一切个人主观主义因素。它是对真理的一个客观显示,是一块可以放射精神之光的透明的水晶石。伊斯兰教的精神生活追求的完美境界就是把穆斯林的灵魂修养成一个象清真寺一样放射来自真主的圣洁之光的水晶石。

      
真正的伊斯兰教文学的风格与我们在福兰兹卡夫卡或比他更为出色的多斯托夫斯基的文学作品中发现的个人主观主义风格完全不同。当然这些文学家和与他们齐名的其他一些文学家在现代西方文学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然而他们的风格往往与伊斯兰教的风格大相庭,甚至有时他们的风格是反伊斯兰教的。在早期西方文学家中,但丁和哥德是最接近伊斯兰教文学风格的,他们虽然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但他们的基本文学风格与穆斯林文学家们是保持一致的。在西方现代文学家中,特斯伊奥特值得一提,与绝大多数现代作家不同,他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对世界的看法与伊斯兰教的观点相去不远。

      
然而,精神分析文学与这些文学家们的作品不同,它在没有把真理当作客观事实并认定其为鉴别一切事物的标准的情况下,试图深入地认识人的心理,这种文学方式对伊斯兰教来说是完全陌生的。法国作家马歇尔普罗斯特的名著《找回失去的时光》对热衷于现代法国文学的人来说无疑是法语中的杰作,但他的写作方式和风格却不能成为真正的穆斯林文学家应该采取的模式。然而,这类精神分析文学正在成为许多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作家获取启迪的源泉。有趣的是,深受卡夫卡影响的现代伊朗文学界最著名的人物萨地格黑达也特最终由于心理失望症而自杀,虽然他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天才,但他却抛弃了伊斯兰教的生命之道,遭到了伊朗的伊斯兰教文学界的普遍反对,尽管如此,象他这样的描写西方社会中存在的心理问题的作家正在逐渐受到穆斯林青年的欢迎,他们自己虽然到现在还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心理问题,但他们通过这些作品接触了这些新式的文明病并受其侵害。

      
当代穆斯林世界一个严重的症结就是出现了一类故意极力模仿西方社会的明显弊病的人。这类人实际上并没有患抑郁症,但他们为了显得摩登而故意装成抑郁的样子写出好像是只有一个极度抑郁和心灵失意的人才能写出的诗作。世上再也没有比一个并不虚无的人为了迎合西方文学和艺术的堕落而盲目模仿他们的虚无主义去制造虚无主义的文学和艺术垃圾更为可悲的事情了。与无神论和虚无主义观点相结合的现代西方精神分析学说在伊斯兰教世界通过文学和艺术手段的疾速传播形成 了对伊斯兰教的一个极大挑战,我们只有返回到深藏于苏菲行知(泰算悟夫)中的传统的伊斯兰教心理学和心理疗法并创造出真正的伊斯兰教文学批评,对这一切自称文学的东西做出客观的评价才能有效地迎击这一挑战。只要你在中东大城市的大学区附近的街道上走一圈,你就可以了解到与伊斯兰教敌对的西方心理学和哲学思想通过文学的方式对伊斯兰教世界的渗透程序了。你会看到街边或车站边的书摊上仍有很多传统的宗教书籍,尤其是《古兰经》,但你同时也会观察到许多用穆斯林世界的语言写成的新著作,其中有些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些是关于存在主义哲学的,也有些是以文学名义出现的黄色书籍,当然,也有些书籍是驳斥这些哲学和这些生活现象的,因为伊斯兰教仍然是强大的,穆斯林的精神生活仍然是存在的。虽然这样,但这类书籍的存在本身就说明着西方思想和哲学对伊斯兰教的挑战的强度。

      
至于虚无主义,伊斯兰教对它的回答则特别有力,甚至现代主义化了的穆斯林也没有象西方人那样经受虚无主义的折磨。其中的主要原因是神圣精神在基督教里总是以积极的方式作为一种肯定而显现,基督教的宗教艺术琳璃致尽地显示着这一特性。与伊斯兰教和远东的佛教相反,虚无在基督教艺术中没有被给予任何精神上的地位。因此,反叛了基督教的现代西方人只经历了虚无的消极面的可怕折磨,同时,也正是由于有些东方宗教特别强调虚无的原因而吸引了许多西方人改信这些东方人的宗教。

伊斯兰教的艺术与强调神圣精神只以积极和肯定的方式显现的基督教不同,它利用了否定虚无在精神生活中的积极面。举例来说,做为伊斯兰教最首要的信条的作证言——我作证除真主外没有任何一个应受崇拜的主——就是以一个否定词为开端的,伊斯兰教用这个否定词来证实万物在真主面前的虚无。伊斯兰教建筑艺术和城市规划中的空间并不是围绕着一个物体而形成的空间或者由某个物体来决定其空间的,相反,它是没有任何物体的限定的否定型空间。传统的巴扎市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一个人穿行在巴扎上时,他实际上是行走在被巴扎的内墙所限定的持续的空间中,因为巴扎的中央没有任何限定其空间的物体。这正是为什么今天在许多中东大城市出现的对西方建筑艺术的盲目仿效——比如在广场中央建立起一座巨大的建筑物——是对伊斯兰教建筑艺术风格的破坏,产生这种奇怪现象的原因是缺乏认识否定型的空间或虚无在伊斯兰教建筑艺术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在伊斯兰教及其艺术中,否定型的空间或虚无往往起着一种积极的精神作用。正是虚无在伊斯兰教精神生活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保护了穆斯林免遭虚无主义和心灵空虚的折磨,而在西方世界,现代人只承受了虚无的纯消极作用,虚无主义已经成了现代人生活体验中的最根本的事实。
      
关于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说,我们必须指出的另一个问题是,由于受这种学说控制的西方艺术评论之风的影响,这种学说也通过艺术渗透到了伊斯兰教社会中一部分人的思想之中,他们虽然人数不多,但影响极大。因为正是这些人在为心理上被动的广大传统穆斯林读者创造着文学欣赏力。传统的伊斯兰教文学评论和文学欣赏力受到了来自弗洛伊德及其信徒们的完全反传统的思想的影响,正威胁着伊斯兰教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传播的最重要而易受影响的流通渠道。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是,杰温格的心理学在这方面比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更为危险,因为它好像是在对圣洁的宗教世界和本体世界进行着研究,但实际上它只是把精神世界和心理世界混淆起来,起着破坏圣洁的宗教世界的形象的作用,它用心险恶地把来自真理之光的超然的神圣知识的象征性记符贬低为大众心理反映,然而实际上,所谓的大众心理反映只不过是不同民族和文化的共同心理的垃圾倾倒地。伊斯兰教的形而上学(即玄学)与其它一切真正的形而上学一道坚决反对这种亵读神圣的破坏行为,它同时也反对世俗的精神分析学说研究和分析心理的方式——我们已经说过,它只不过是对苏菲接纳弟子进入道统的入统仪式的拙劣模仿。但是,究竟有多少当代穆斯林愿意站出来证实两者之间的根本分歧,而不愿与现代世界的一切谬误和罪恶妥协?

      
对伊斯兰教的另一个挑战就是以存在主义哲学为旗号松散地集合起来的一系列思想运动,这些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才出现在西方历史舞台上的思想运动是继各种实证主义哲学之后进入穆斯林世界的西方最新思潮。当然,存在主义哲学有许多支系派别,它包括了从德国哲学家们的存在哲学到伽百例马尔歇勒的有神论哲学思想以及撒尔特尔及其信徒的不可知论和无神论哲学思想。这种在本世纪之初产生于欧洲大陆的哲学到现在还占据着许多欧洲大陆国家的思想舞台中心。虽然,它还没有对穆斯林世界形成严重的影响,但我们可以从它最近几年中通过艺术作品和所谓的哲学著作开始产生的影响来看完全可以肯定它的作用是消极的。这些艺术作品和哲学著作开始影响从事于哲学和思想领域的穆斯林。由于这种哲学所持的基本上反对形而上学的哲学态度以及它忘记了传统思想中存在一词的真正意义——存在的真正意义的探索正是一切伊斯兰教哲学的心脏所在——的原因,西方存在主义哲学的传播,尤其是这种哲学中不可知论思想支派的传播对伊斯兰教思想和学术生活的未来构成了最严重的潜在威胁。

      
更有甚者,在有些学术圈子中已经形成了一种用西方思想模式来解释伊斯兰教哲学的倾向,其中最新的思潮就是用存在主义哲学解释伊斯兰教哲学。那些所谓的穆斯林思想家们应该直接为这种危险的毙达而提异端思想负责,令人非常奇怪的是这种异端思想本身也是最盲目而且最不明智的因袭(太格里得)。如果这种解释方法继续发展,它无疑将夺去新一代穆斯林许多极期珍贵的东西。今天,人们看到在许多穆斯林国家里,穆斯林们正从来自西方的学术资料中了解着自己的思想和哲学历史,虽然从纯学术观点来看这些来自西方的资料能提供有益而珍贵的信息,但这并不能改变它们都必然持非伊斯兰教的观点这一事实。

      
在思想和哲学的广义范畴上,损失最惨重的就是用英语或法语做大学教学媒介的国家,它们包括在伊斯兰教世界东部的巴基斯坦、印度穆斯林地区、马来西来和尼日利亚及伊斯兰教世界西部的摩洛哥和突尼斯等国。今天的穆斯林面临着严峻的抉择:在高举反殖民主义口号的同时,穆斯林们应当更集中精力去征服一切殖民主义中最危险的对思想的殖民主义,他们必须学会用自己的观点去审视和研究自己的文化的态度,尤其是绝对不能忘记用伊斯兰教自己的哲学思想和固有的追求圣洁的精神生活的灵魂去对待来自西方的一切。甚至,但愿真主保佑,如果有些穆斯林想拒绝自己的文化和思想遗产中的某些东西,( [12])那么,他们应该首先了解这些文化遗产,拒绝和接受都应该建立在知识的标准之上,不管你倾向那种思想,无知绝不能成为一种借口或理由。正如任何人无法拒绝自己不知道的东西一样,任何人也无法在没有渊博知识的情况下接受一种东西。任何人不能抛弃自己并不拥有的东西,这是一个人人都懂的道理,但同时,它也是今天被许多人常常忘记的道理。

      
这使我想起了几年前发生的一件事。一位著名的禅宗明师对一所西方著名的大学进行了一次访问并做了一个关于禅宗修行的学术讲演。演讲结束后一个拥有高级学位的学生问道:禅宗明师们是否相信一个人应该烧尽佛经,扔掉佛像?那位明师微笑着回答:是的,但你只能烧尽一卷你已经拥有的佛经,你也只能扔掉一座你已经拥有的佛像!这是一个最深沉的答案。那位明师的意思是说,只有当你遵守宗教的外在表现形式(教乘或教法)时你才可以超越教乘,然后才能进入更高一级的宗教的内在真理(道乘、真乘和知乘),获得对形式的超越。不遵守教法的人永远也没有希望去超越宗教的外在形式获得更高一级的升华,他只是跌落在教法水平以下,并把自己的跌落误以为是对形式的超越!同样,这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人类传统思想遗产。任何人不可能在未理解古代哲学家们的教诲的情况下超越他们的教诲,任何一个想那样做的人只不过是把自己的可怜的无知错误地当做了升华或者从传统的思想和道德束缚中获得了自由,实际上,那是一种把自己囚禁在自身的局限之中的最可怜的无知。因为真正的自由只来自无限宽广的精神世界,而且,只有宗教及其明哲的教理才能引导我们达到真正的自由彼岸。

      
当代的穆斯林必须成为十足的现实主义者,这样,他们才能知道万里航程应从哪里起步,不管他们要走向那里,他们只能从自己现在所处的位置上起步。有句中国名言说:万里之行,始于足下。因此,万里航程的第一步必须从足下开始,不仅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是这样的,而且任何物体的运动都是这样的。不管伊斯兰教世界要走向哪里,它必须从伊斯兰教的教统和道统这一事实开始起步,而且它还应该从自己的真正的现实——而非幻想的现实着眼。忘记了这一事实的人实际上根本不能进行航程,他们只是在自己的想象中进行着航程。一个巴基斯坦、波斯或者阿拉伯的思想家如果想成为一个真正为伊斯兰教社会所接受的思想界领袖的话,那么他一定要记着自己是谁。无论他怎样努力想把拉哈尔、德黑兰或者开罗的一个区镶入牛津或巴黎大学,他也绝不会成功,那些西方化了的所谓的穆斯林思想家报怨伊斯兰教社会不理解他们,不欣赏他们,但实际上他们却忘记了正是他们自己拒绝了理解和欣赏他们自己的文化和社会,其结果是他们必然被自己的社会所拒绝。这种拒绝本身就是伊斯兰教生命力的一个迹象,它象征着伊斯兰教文化仍然生机勃勃。

      
用穆斯林语言做大学教育媒介的国家在哲学方面比其他国家好一些,尤其是在伊朗,伊斯兰教哲学仍然是一个生机勃勃的传统。在伊朗,用哲学的名义讲任何东西很容易受到传统的思想和学术界精英的严重挑战。当然,即使是这样的穆斯林地区也没有完全摆脱站在西方哲学观点的立场上解释伊斯兰教思想的作品的破坏性影响。但是,相对来说,由于以上提及的两个原因,西方哲学对它的影响比较小。这两个原因是:语言障碍和仍然生机勃勃的伊斯兰教哲学。伊克巴尔的两个英语著作《玄学(形而上学)在波斯的发展》和《伊斯兰教宗教思想的重建》在巴基斯坦的影响以及它们最近被翻译为波斯语后在伊朗产生的反响是这方面值得进行研究的一个例子。

      
尽管如此,甚至在使用穆斯林语言的地区,也确实出现了一些用波斯语、尤其是阿拉伯语写成的哲学著作,虽然这些著作的立场是伊斯兰教思想界根本闻所未闻的,但它们的书名却是象《我们的哲学》这样的名字。就好象作为对真理的认知和智慧的追求的哲学还可以用我的或者我们的这样的词语来形容,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位阿拉伯或者波斯的哲学家使用过这样的表达方式。在培育了伊斯兰教哲学的穆斯林看来,哲学永远是用冠词形容的艾利弗利赛弗艾利赫凯麦提,它是对超越了个人主观水平的真理的认知,它是来自真主的九十九个尊名之一的艾利罕古”——真理这一尊名本身的。象我们的哲学我的思想这样的表达方式在穆斯林语言中的出现本身就象征着抛弃伊斯兰教的根本思想的程度。面对这样的谬误,我们应该在伊斯兰教思想被完全腐化之前从我们的宝库中挖掘出迎击这些挑战的答案。

      
让我们重新回到存在主义哲学和在波斯的传统的伊斯兰教哲学这一命题,在这一方面必须指出的是由于传统哲学在波斯保持着持续的活力,尤其是被称为存在的实有这一学派的存在,欧洲的存在主义哲学在这里遭到了传统哲学势力的强烈反对。实际上,任何一个研究过从伊本西那和苏赫尔瓦尔迪到伟大的存在的形而上学的阐述者萨德伦丁设拉兹伊的传统伊斯兰教哲学的人都会很容易明白传统的伊斯兰教哲学与存在主义哲学之间的巨大断层,存在主义哲学充其量也只能达到传统的形而上学在整体上所包含的一些初级教诲支离破碎的片断罢了。亨利考尔宾作为在西方介绍了伊斯兰教哲学后期情况的唯一西方学者,他不但说明了伊斯兰教哲学与存在主义哲学两者在观点上的差异,而且还在把萨德伦丁设拉兹伊的《情感书》翻译成法语时写的长篇前言中说明了伊斯兰教哲学可以对存在主义哲学所犯的错误予以纠正。很有趣的是,正是通过考尔宾翻译的海德哥尔的《塞因和宰特》一书,萨尔特尔第一次被存在主义哲学所吸引,而考尔宾自己却完全抛弃了这种哲学,一头扎入了苏赫尔瓦尔迪的光源的智慧和萨德伦丁设拉兹伊的存在的显光哲学的大海之中。

      
最后一个值得一提的基本问题就是由现代文明制造的并已经对包括伊斯兰教世界的穆斯林在内的全世界各地的人们构成了威胁的生态平衡危机这一问题。对当今世界有所了解的人们都知道至少在物质世界的水平上人类今天面临的最迫在眉睫的问题就是生态危机,即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失去平衡的危机。伊斯兰教及其学科拥有一个特别重要而且切中时代要害的信息,它最大可能地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全世界面临的这一难题。然而,遗憾的是,现代主义化了的穆斯林们自己还没有认识到其重要性。

      
我们知道穆斯林们自豪地创造了象天文学、物理学和医学这样的许多自然科学并在这些领域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他们并没有导致自然和生态的失衡危机。他们的科学总是在与整个宇宙万有达成和谐的伊斯兰教世界观的指导下的自然哲学范围之内发展,因而从未导致与宇宙万有的冲突。在伊斯兰教科学的背后潜伏着一个真正的自然哲学,如果把它挖掘出来并用当代语言表达出来的话,那么,它就可以替代当今世界盛行的荒谬的自然哲学。这种荒谬的自然哲学由于缺乏对真正的形而上学的基本原理的认识而导致了今天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危机。

      
值得遗憾的是,穆斯林们自己也很少深入地研究伊斯兰教的科学遗产。即使有些为数很少的人进行研究也罢,但他们也往往由于受西方优越、东方落后的心理情绪的影响而使自己的研究仅仅局限于证明穆斯林在科学发现方面优先于西方,因而他们的文化成就并不低于西方的文化成就这样的命题上。几乎没有人把穆斯林的科学遗产看做是可以替代现代自然科学秩序的能够帮助人类免遭现代科学的应用已经为人类带来的毁灭性的灾难的科学选择。有眼光的穆斯林们应该高兴万分地看到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不是由他们带来的——我们今天已经亲眼看到这场革命带来的严重后果。我们应该以研究伊斯兰教科学和复兴伊斯兰教科学所包含的自然哲学为目的来培养自己的学者和思想家。

      
因此,我们所希望的结局与许多现代主义化了的穆斯林所倡导的东西大不一样,他们自豪地声称伊斯兰教为文艺复兴铺平了道路。他们的推理方式是:既然文艺复兴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而且伊斯兰教文化帮助产生了文艺复兴,那么,伊斯兰教文化是一定有价值的。这是一种愚蠢的推理方式,它根本不懂得现代世界今天所遭受的一切主要是因为在文艺复兴期间大面积地反叛了上帝以天启方式给人类降示的宗教恩典这一事实导致的恶果。穆斯林们应该感激真主,他们没有背叛上天,他们没有参与制造反叛精神世界的人文主义,今天的人类世界堕落成一个禽兽世界与他们无关。实质上,伊斯兰教所做的就是阻止了人没有让他在个人主义的驱使下反叛上天。文艺复兴极力鼓吹的反叛上天的普罗米修斯精神与伊斯兰教倡导的完全顺服真主的精神是正好相反的。当然,伊斯兰教科学和文化是帮助西方产生文艺复兴的一个因素,这一点是事实,但不同的是,西方只是把伊斯兰教的精神从它的文化和科学中剔除后才利用了它们,当然,这时的伊斯兰教文化和科学已经由于脱离了其整体框架和根本精神而丧失了其真正的意义和作用,变成了普罗米修思反叛上天的工具。

      
穆斯林们研究伊斯兰教科学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告诉穆斯林青年(他们中许多人在刚刚学会第一个几何学公式的同时也学会了放弃礼拜)很多世纪以来他们的祖先创造了包括今天中学里教授的大多数数学方程式在内的许多学科,但这并没有阻止他们当虔诚的穆斯林。第二个任务就是强调伊斯兰教科学与伊斯兰教哲学、认主学和形而上学之间的内在和谐,这种和谐是与以上提到的自然哲学紧密相关的。伊斯兰教哲学的伟大精品,如伊本西那、白鲁尼、罕牙穆和纳绥伦丁突西伊的著作,都可以用来为以上的两个目的服务。

      
最后,必须再次严正强调的是,为了保存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教文明,我们必须对伊斯兰教的教统和道统进行有意识的思想和学术上的防卫。与此同等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对现代世界及其弊病进行一次全面地批评。如果想要走西方走过的原路,那么,穆斯林们就必须面临甚至比西方所面临的更为糟糕的结局,因为当今世界的变化节奏比以前变得更快了。穆斯林学者和思想家必须信心十足地迎接这里提到的和未提到的一切挑战。他们必须停止在心理和文化自卑感中生活,他们必须消除无谓的分歧,团结起来与亚洲的其他伟大文化传统连手对现代西方文化掀起一场反击,从真主赐予他们的智慧宝库中挖掘出医治现代世界严重病症的良药为人类的未来带来福音。当然,良药的成功疗效还有赖于病人是否愿意接受治疗。我们即就是考虑到在现在的情况下得出挽救一切已经根本不可能的最悲观的结论的话,我们也不应该失望,因为证实真理本身就是最难能可贵的善举,它的功效不是能为常人所轻易预见到的。因此,我们必须证实真理,在伊斯兰教面临挑战的各个战线上迎击每个思想和学术的挑战。万事的结局在真主的掌握之下。正如《古兰经》所说:真理一来临,虚伪就灭亡。的确,虚伪本身就是行将灭亡的。(十七章81节)


      
现代什叶派著名思想家
      
阿拉玛托布托巴易(又译塔巴塔巴仪),全名阿拉玛赛义德穆罕默德侯赛因托布托巴易(Allamah Sayyid Muhammad Husayn Tabatabai),1903(伊历1321)出生在伊朗大不里士(Tabriz)一圣裔家庭,该家庭系圣族,14代皆出著名伊斯兰学者。托布托巴易从小在家乡接受初等教育,掌握了阿拉伯语和基本的宗教知识。大约20岁时赴伊拉克纳贾夫(Najaf)著名的什叶派大学继续攻读,在宗教大学里,许多学生盲从传播科学的分支,特别热衷于神圣法律(divine law真主的沙里亚大法)、伊斯兰法理学和判决原则,而托布托巴易则寻求传统科学的两个分支,继承科学和推理科学。他师从米尔扎穆罕默德侯赛因奈尼(Mirza Muhammad Husayn Naini)和筛海穆罕默德侯赛因伊斯法哈尼(Shaykh Muhammad Husayn Isfahani),在他们的悉心培养下,托布托巴易在这一领域成了一代学术大师和能够在政治上、社会上产生相当影响的教法权威。
      
除了正规学习传统伊斯兰资料上称呼的习得科学”(acquired sciences)之外,托布托巴易继续探索邻近科学”(immediate sci-ences)或神秘直觉。通过超现实的视角,他幸运地发现了伊斯兰神秘主义的一位大师,名叫米尔扎阿里卡迪(Mirza Ali Qadi)。这位大师将他导入神学上的神秘主义境界,并指引他向精神完美之路前进。阿拉玛托布托巴易后来说,在遇见米尔扎阿里卡迪之前,他已经研究了伊本阿拉比(lbn Arabi)的有关著作,并认为对此理解得很好,但当他遇见这位真正的苏非权威大师之后,他才发现自己什么也不知道。他还说,当米尔扎阿里卡迪开始讲课时,好象房间四周的墙壁也参与他的解说。托布托巴易非常感谢这位大师,因为在纳贾夫的日子里,对他来说不仅是一个理智获得时期,而且也是禁欲主义(asceticism)的实践时期,这使他获得了精神再现的状态,从局限于物质的黑暗中解脱出来。他长时间闭斋静默,保持绝对的沉默,以致于到后来,即便是说话,他的面容上仍带有一种完全的沉默和神情贯注的样子。

       1934
(伊历1314)阿拉玛托布托巴易回到大不里士,在那里度过了平静的几年,并培养了一些学生。1945年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苏联力量进入伊朗,托布托巴易从大不里士辗转到达库姆(Qum)。当时的库姆,仍然是伊朗的宗教研究中心,托布托巴易以他的平静和谦逊的方式,在圣城库姆执教,他全神贯注于《古兰经》诠释、传统伊斯兰哲学和通神论(theosophy)的研究,这些学科在库姆已经多年没有讲授了,他以磁石般的人格魅力和精神风采很快吸引了一些聪慧异常、能力出众的学生,渐渐地,他使得穆拉萨德拉(Mulla Sadra)的教义再一次成为传统课程表上的支柱课程,当时有近400名学生坐在他的脚下汲取他的智慧。除此之外,托布托巴易也经常在库姆的阿得雷斯(Addres)清真寺向公众发表演说。

      
二战后,马克思主义在伊朗一些青年中颇为时兴,他是唯一一位花费精力去研究共产主义哲学的什叶派学者,他从传统伊斯兰的观点上对辩证唯物主义作出了回答,这些努力的结果构成了他的重要著作之一《哲学原则与现实主义方法》。在书中,他捍卫了现实主义,从对它因袭的和陈旧的观念上反对辩证哲学。同时,他也从接受过现代教育的伊朗人群体中培养了一大批学生。

      
在库姆,托布托巴易不知疲倦地讲解伊斯兰智慧和理智要旨,他针对不同学生在三个不同层次上讲课,他的学生现在遍布于伊朗全境及什叶派地区。在较为熟悉的圈子里,他选择更多地向学生讲授神秘主义(gnosis)和苏非主义(sufiim)。由于知识渊博,讲课生动,阿拉玛托布托巴易在伊朗传统界和社会各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尝试在受过现代教育的阶层中培养出新的一代知识精英,希望他们既能懂得伊斯兰哲理,又懂得西方科学。在他的学生当中有的已成为乌里玛(Ulama学者)阶层。他们竭力遵循老师的榜样,如马什哈德大学的赛义德加拉尔(Sayyid Jalal)和德黑兰大学的穆塔达穆塔哈尔(Murtada Mutahhar)都是伊朗颇具盛名的学者。

      
除了从事繁重的教学任务和指导项目以外,托布托巴易还埋头于著书立说和发表文章。主要著作有:《天平》(亦称《古兰经注之准衡》),这是托氏最重要的专著,被什叶派认为是不朽的《古兰经》注释”,设计为20,约三百万言,原文系阿拉伯语,也有波斯文译本。除了经义解释和选引以往什叶派著名经注中的材料外,据著者所说,是一部包括教义学、哲学、历史、社会和伦理各方面研究的综合巨著。它在取材广泛和涉及当时伊斯兰社会问题方面,可与逊尼派的《光塔经注》相媲美:还有《哲学原理与现实主义方法》(5卷本)、《the Asfar评注》(其中7卷在托氏指导下问世)、《与Corbin教授对话》(2卷本,基于托氏与Henry Corbin教授之间展开的对话汇集而成)、《论伊斯兰政府》(用波斯文和阿拉伯文出版)、《评Kifayah》、《论可能性与现实性》、《论神的属性》、《论神的行为》、《论财产》、《论人在前世》、《论人在今世》、《论人在后世》、《论预言》、《论创始》、《论衍生物》、《论证明》、《论诡辩》、《论分析》、《论综合》、《论意外事件》、《论预言和梦》、《关于诗歌书写方法及书法艺术风格》、《阿里和形而上学》、《〈古兰经〉与伊斯兰》(有英译本)、《什叶派》(有英译本)等。

      
《什叶派》是托氏的代表作之一,在本书中,托氏集中阐述了伊斯兰教什叶派加法尔派(十二伊玛目派)的宗教思想,是深入了解什叶派的必读书籍,该书已由其弟子,当代什叶派思想家赛义德侯赛因纳斯尔(Sayyid Husayn Nasr)1971年译成英文本,1981年第五次出版,在世界上很有影响。该书共分为三大部分,第一编讲述了什叶派的历史背景,分为两章。第一章是什叶派的起源与成长,主要阐述了什叶派从逊尼派中分离出来的原因,什叶派衍生于阿里的好处,以及8-20世纪什叶派述略。第二章介绍了什叶派内部派系划分,各主要派别及其分支的情况,并对加法尔派、伊斯玛仪派和栽德派作了比较,最后对加法尔派的历史作了总结。第二编集中阐述了什叶派的宗教思想及三种方法,第一种方法里交代了什叶派对《古兰经》的认识,什叶派注释《古兰经》的原则,什叶派考证和遵从圣训的方法。第二种方法里讲了什叶派的哲学和神学思想,什叶派在伊斯兰哲学和理性科学领域的贡献,简要介绍了什叶派的杰出知识分子。第三种方法里讲述了什叶派对苏非神秘主义及人神合一论的看法,《古兰经》、圣训中的玄机、隐秘等。第三编从什叶派观点看伊斯兰的信仰,主要阐述了什叶派对安拉的认识,对先知的认识,对末日的认识,重点叙述了对伊玛目(lmam)的认识,包括伊玛目的意义,产生方式,伊玛目制度及其继承人,先知和伊玛目的区别,伊玛目的品格、职责,伊玛目隐遁及相关问题,伊玛目与伊斯兰领袖等,最后作者对加法尔派十二大伊玛目生平作了不同篇幅的介绍。在附录中,作者还就什叶派受批评和误解最多的塔基亚(Taqqiya掩饰)原则及穆塔尔”(Mutah临时婚姻)原则做了解释和辩护。

       1981
年《什叶派》第五版正要发行的时候,托布托巴易与世长辞了,他的逝世使得什叶派世界沉浸在巨大的悲痛当中。什叶派学术界普遍认为阿拉玛托布托巴易是一位伟大而独特、与世无争的人,是一位典雅的《古兰经》诠释者,是伊斯兰世界一颗耀眼的明星。在什叶派伊斯兰世界,以及部分逊尼派穆斯林学者中间,他是以阿拉玛”(Allamah最博学的人)费尔索夫”(Philsuf哲学家)穆法西尔”(Mufassir《古兰经》注释家)阿亚图拉”(Ayatullah真主之迹)而著称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什叶派学术界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上述评语不能概括这位伟人作为阿林”(学者)的方方面面。并认为如果有人研究他的行为,他的生活方式,他的科学著作,他的深奥思想,他的真诚和他那新颖的知识,将看到假若没有与全能的安拉及安拉的使者有着真实的联系,没有人能够拥有如此的恩典和恩惠。他们引证《古兰经》条文:“安拉把智慧赐给他所意欲的人,被赋于智慧的人,确已得到了很多好处。”(《古兰经》2:269)来证明他们所作的评价。

      
伊朗前宗教领袖霍梅尼(lmam Khomayni)在哀悼托布托巴易时说:“我在此表示对胡赛-艾米亚(the Hauza-e-llmia位于库姆,伊朗伊斯兰研究中心名称)和穆斯林由于托布托巴易的逝世而带来的无比悲痛,我谨向伊朗人民和胡赛-艾米亚致哀,愿安拉在复活日在他的仆人当中和伊斯兰的援助者中升高他的品级,愿安拉将忍耐给予他的家属及他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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