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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 | 回儒 — 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正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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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9-3 17:00:0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韩星  中国伊协在线

二、以儒诠回——明清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深化发展

在回族的形成过程中,由于中阿两大文化体系,使得他们的精神世界和现实生活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是双重的:当他们在穆斯林聚居区或自己家中时,保持着传统的伊斯兰教信仰;而当他们与汉族交往,参与政治、经济、文化活动时,不免受到以儒家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到了明代,朱元璋出于在大乱之后休养生息的考虑,下诏“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①同时禁胡服、胡语、胡姓名,促进穆斯林中国化,这样从明代中叶形成了以伊斯兰教为信仰,以汉语为民族语言的回族,成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

伴随着回族的形成,原来使用各种语言的穆斯林非常普遍地使用汉语作为共同语言,已经不懂《古兰经》的原文了,伊斯兰教在一些地区出现了衰退现象,宗教意识在一些地区回族群众那里演变成为风俗习惯和行为方式;传统上“口传心授”传播伊斯兰教的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变化了的情况;还有明清统治者对回族不理解而采取的歧视政策,认为伊斯兰教是“不敬天地,不祈神祉,不奉正朔,不依节序,另定宗主,自岁为年”的“左道”②;一些非穆斯林群众因对伊斯兰教不理解,也往往妄加猜忌和排斥,这激起了回族穆斯林学者正面宣传伊斯兰教的坚定决心,在思想上寻求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会通,主要是与儒学的会通。

嘉靖七年(1528),山东济南清真南大寺掌教陈思撰写的《来复铭》是这方面的一篇代表作。陈思是一位阿訇,任山东济南清真南大寺掌教。据奚利福先生考证:陈思的先人陈英,在明初曾三次出使西域,供职光禄寺,后退隐济南。陈思出身于一个在当地很有势力、很有威望的家庭,他少承家学,又生长于孔夫子的故乡山东,不仅具有较深的宗教知识,而且对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也有较好的了解。③《来复铭》全文仅155个字,全文如下:

无极太极,两仪五行,元于无声,始于无形。皇降衰彝,锡命吾人,与生俱生,与形俱形。仁人合道,理器相成。圣愚异禀,予赋维均。是故心为郛廓,性为形体。繇太虚,有天之名;繇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存心与性,以事其天;慎修厥身,以俟此命;主敬穷理,以养此性;戒慎恐惧,以体此道;不愧屋漏,以事此心。斯与造物为徒矣。不尔,天顾畀之,人顾弃之,其将何以复帝者之命?

全文主要综述儒家哲学关于天、道、心、性、理、器等基本概念,认识论和道德修养方法,其中“仁人合道”,就是孟子“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下》)“理器相成”就是儒家《易传·系辞传》“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道不离器,器不违道,道器不二,相辅相成的意思;“繇太虚,有天之名;繇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引自张载《正蒙·太和篇》。《来复铭》表明,无极太极同两仪五行一样,都是有始的,不是无限的,都还不是万物的本原。在无极太极之前,还有一个“无声”“无形”的创世者,这就是“降衰彝”并“锡命吾人”的“皇”,也就是吾人应归复其命的“帝”。无极太极、两仪五行,都是以这个皇为始;人类社会的等级次第(衰)、典章制度(彝),都由这个皇所降;甚至人们的性命,也是由这个皇所赐予。皇者,天也。天者,太虚也。张载所谓“太虚”,是一种无声无形、耳目不可直接掌握而又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实有本体,《来复铭》中所讲的“皇”,也正是这样的实有。当然,从《来复铭》的字里行间又可以发现,它所讲的“皇”与张载所讲的“太虚”有本质的区别。张载讲太虚,强调“太虚即气”,具有物质性的气。《来复铭》讲皇,则强调它是“天”,是人格化的“帝”,有意志、有知觉、有能力、有目的。这种超自然体中的人格化的最高主宰,正是伊斯兰教所信仰的独一无偶的真主④。所以,《来复铭》字面上并未谈及伊斯兰教教义,但实际上是“附儒以行”伊斯兰教,是以理学思想阐释“以认主为宗旨,以敬事为功夫,以复命为究竟”的伊斯兰教义。⑤

随后,南京、苏州等地出现了一批回族伊斯兰教学者,这些有识之士从维护伊斯兰教以及回族生存的实际出发,相继开展了经堂教育和汉文译著活动。

所谓经堂教育是由明代陕西著名经师胡登洲开创的伊斯兰教宗教教育制度,亦称“寺院教育”或“回文大学”。首先,它使伊斯兰教在中国开始了自下而上的社会化、民间化、制度化的发展阶段,促进伊斯兰教中国化。其次,它改变了伊斯兰教教育以回族穆斯林家庭为单位,家传口授的形式,使之社会化、规模化,不仅有效地维系和巩固了穆斯林的群体,而且提高了宗教教育的质量,培养了大量的伊斯兰教人才。这些人才最终成了传扬伊斯兰教的中坚力量。再次,它有力地促进了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次沟通和结合,对后来的汉文译著活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所谓汉文译著活动,是指穆斯林学者以汉文著书立说,阐述和宣传伊斯兰教义,“以儒诠回”,通过吸收、改造儒家传统中的思想资料来阐释伊斯兰教的内涵,并回答伊斯兰教在中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掀起了影响深广的伊斯兰教中国化运动。这一运动一直持续到清代咸丰、同治年间,其间出现了一大批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学界一般把“以儒诠回”的汉文译著活动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明末王岱舆译《正教真诠》开汉文译著活动的先河,张中、伍遵契先后加入,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有:王岱舆的《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张中的《归真总义》《四篇要道》《克理默解》,伍遵契的《修真蒙引》《归真要道》等。上述作者的译著中虽有儒家或佛教的影子,但伊斯兰教的特征比较明显。他们敢于同佛教、道教就宗教问题和世俗问题进行对话,也敢于质疑宋明理学的一些观点。

第二阶段从马注译著《清真指南》开始,至金天柱完成《清真释疑》为止,已不是以伊斯兰教为主,而采取了明显的伊斯兰教与儒家文化会通的形式,同时具有伊斯兰教和儒家学说的双重特征,是明清时期以儒诠回发展的高峰阶段。本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作品有:马注的《清真指南》,刘智的《天方性理》《天方典礼》和《天方至圣实录》等,蓝煦的《天方正学》,金天柱的《清真释疑》等。其中,以刘智的著作影响最大,他将“以儒诠经”运动推向高潮,被认为是融会“儒释道伊”四家的“金陵学派”的代表人物。

第三阶段汉译范围扩大到了天文、地理、文学和《古兰经》。这一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有:马德新的《大化总归》《四典要会》《性命宗旨》《道行究竟》和《天理命运说》等。

穆斯林学者在以儒诠回的过程中,能够知此知彼。他们阅读过大量儒家经典,对儒家思想有深度了解和深刻理解,被称为“中阿兼通”,“怀西方(指伊斯兰教)之学问,习东土之儒书”的“回儒”,甚至是儒、释、道、伊“四教兼通”的宗教学者。他们将“天方经语略以汉字译之,并注释其义焉,证集儒书所云,俾得互相理会,知回、儒两教道本同源,初无二理。”(蓝煦:《天方正学·自序》)伊斯兰教的核心思想是本体论。中国伊斯兰教学者吸收宋明理学家的“太极说”与伊斯兰教认主独一的教义相结合,提出伊斯兰教认主学的基本理论“真一说”,构建了中国特色的伊斯兰哲学体系的核心内容。王岱舆吸收、改造了无极、太极和“一”的思想学说,提出了“真一”“数一”“体一”的哲学理论。在《清真大学》《正教真诠》中,他认为天地、万物和人都是真主的造化,把真主作为创世主列于最高的地位。真主创造宇宙的次序为:真一(真主)——数一(无极、太极)——阴阳——天地(日月星辰)——四大(风火水气)——人类、万物。从“真一”到“数一”这一生成过程的概念,是伊斯兰教所独有的。关于真一,“真主止一,无有比拟,(真一)乃无始之原有,非受命之有也。”(王岱舆:《正教真诠·真一》)而“数一”是真一(真主)与万物联系的中介,它不过是真一的“影子”,真一才是“数一”的根本、宇宙的绝对观念。这与宋明理学的宇宙发生论无极(太极)——阴阳——五行——人类和万物大体上一致。这样就既坚持了伊斯兰教的信仰基础,同时又吸收、改造了儒家思想,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宇宙起源论。

中国伊斯兰教学者根据《古兰经》和“圣训”,结合儒家“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观念并对之作了自己的理解和发挥,提出了“五典”说。所谓“五典”,即儒家所讲的“五伦”,指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有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他们认为,五典是“天理当然之则,一定不移之礼”的“常经”,它与伊斯兰教宣扬的天命五功同等重要,是互为表里的关系:“圣教(伊斯兰教)讲五功,以尽天道;又立五典,以尽人道。天道人道,原相表里,而非二也。盖尽人道而返乎天道,斯天道有以立其基;尽天道而存乎人道,斯人道以正其本。天道人道尽,而为人之事毕矣。”(刘智:《天方典礼·五典》)三纲五典是什么关系呢?他们认为三纲则是人伦之礼的“本”,而五典是人伦之礼的具体体现。三纲制约着五典的义,五典统于三纲之名。三纲之中,以君为臣纲为基础:“人极之贵,莫尊于君。君者,所以代主宣化,摄理乾坤万物,各得其所”,“命曰天子,天之子民之父也。三纲由兹而立,五伦由此而立。”因此,“夫忠于真主,更忠于君父,方为正道。”(王岱舆:《正教真诠·真忠篇》)这种既忠于主又忠于君的思想,就是回族学者在伊斯兰教中国化过程中实现了从“一元忠诚”向“二元忠诚”的转变。他们提出:“人生在世有三大正事,乃顺主也,顺君也、顺亲也。凡违兹三者,则为不忠、不义、不孝矣。”对于顺主与顺君的关系,刘智这样阐述:“君者,主之影,忠于君即所以忠于主也。”(《天方典礼·臣道》)“王者,代真主以治世者也。王者体主,若影之随行。”(《天方典礼·君道》)故而“念主而忘君,非念主也;念君而忘主,非念君也。”(《天方典礼·臣道》)顺主,就要坚守念、礼、斋、课、朝的“天道五功”;顺君、顺亲,就要尽心维护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这“人道五典”的社会秩序。只有这样,做人的义务才算完成。这种“二元忠诚”思想就很好地解决了穆斯林对非穆斯林君主的政治认同问题,比起佛教发生在东晋的沙门是否敬王侯的争论,穆斯林主动地避免了伊斯兰教与中国政治的冲突,在维护伊斯兰教信仰独一的前提下把儒家忠孝融合进来,建立起了一整套道德规范,并与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形成互补。

三、以儒诠回的历史意义与发展方向

明清以儒诠回的穆斯林学者已经有了文化自觉意识,自觉地进行文明对话。他们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多元文化和而不同、和谐共处的国度,所以大多通晓儒、佛、道学说,甚至是儒、释、道、伊“四教兼通”。他们以伊斯兰教信仰者的身份,以伊斯兰教为本,会通以儒学为主的中国文化,以此为基础寻求文明对话,寻求理解,化解中国人对伊斯兰教的误解、曲解,实现民族和解,社会和谐,为伊斯兰教和回民的生存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会通的基本理路:以宗教为主,同时重视世俗伦理,与佛教认为现世的苦海无边,否定今世的幸福而追求来世的幸福不同,伊斯兰教提倡两世吉庆,让穆斯林把握好现世人生,积极追求今、后两世的幸福,这样就与积极入世的儒家殊途同归,所以就能够以宗教伦理与儒家世俗伦理会通,如“三纲五常”、五伦等;同时也注意阐发儒家的宗教性或宗教层面,以与伊斯兰教教义会通。他们以儒学诠释伊斯兰教而坚守伊斯兰的宗教本质,这样,就在儒家思想的影响和渗透下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思想体系,同时也丰富、深化了儒家思想。这样,明代的学术界开始重视“回儒”,儒士何汉敬在《正教真诠·叙》中说:“独清真一教,其说本于天,而理宗于一,与吾儒大相表里……其教亦不废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序,而洁己好施,更广吾儒所不足……且立说平易,不事玄诞,与道释两家,绝为霄壤,较之吾儒性理一书,同而异,异而同,亦在所不讳。”通议大夫兵部侍郎鹿佑在《天方典礼·序》中说:“其伦理纲常,犹然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也;其修齐诚正,犹然孝、弟、忠、信、礼、义、廉、节也;其昭事上帝,有所谓念、礼、斋、课、朝五者,亦犹然顾諟明命,存心养性,以事天也。夫然后知清真一教,不偏不倚,直与中国圣人之教,理同道合,而非异端曲说所可同语者矣。”礼部侍郎徐元正在《天方性理·序》中也说:“余于天方家之言性理盖有深感也。天方去中国数万里,衣冠异制,语言文字不同形声,而言性理恰与吾儒合……中国将于是书复窥见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则是书之作也,虽以阐发天方,实以光大吾儒。”儒士陆容在《菽园杂记·回回教》中说:“回回教门异于中国者,不供佛,不祭神,不拜尸,所尊敬者惟一天字。天之外,最敬孔圣人。故其言云:‘僧言佛子在西空,道说蓬莱住海东,惟有孔门真实事,眼前无日不春风。”这就是说,“回回教”崇拜真主,尊敬孔子,其思想与儒学有同有异,互为表里,特别在伦理道德方面多有契合。可惜的是,由于诸多原因,儒家学者这边反应不够,只有少数学者有所表示,未能形成伊斯兰教文明与中华文明互相深入、大规模交流、对话。

以儒诠回活动使穆斯林学者在学术思想上成果斐然,促进了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次融合,使得伊斯兰教不再具有其原汁原味的阿拉伯文化特征,而是融入到中华文化体系中,成为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最终在主动适应中国特殊文化生态环境的过程中,形成了多样化的中国伊斯兰教教派,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主要标志,这与佛教的中国化具有同样重大的历史意义。佛教于公元前6世纪晚期产生于古印度,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内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日趋兴盛,主要佛经的汉译本大体具备,出现了众多的学派,并开始从魏晋玄学的附庸地位趋向独立。随着寺院经济的发展和佛教巩固自己宗教势力的需要,由南北朝的佛教学派进而形成了佛教宗派。佛教宗派不同于学派,它具有自己独特的宗教理论体系、宗教规范制度,有独立的寺院经济,势力范围,每宗都有自己的传法世系,继承其学说和寺院财产。佛教宗派的形成,也是佛教中国化的主要标志之一。

以儒诠回是伊斯兰教中国化,在以儒家为主体的多元文明中自我定位,以回补儒,使伊斯兰教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结构由“儒道释”三教合一向“儒道释伊”四教合一转型,只是后来历史发生了逆转,这一进程被打断了。这是令人遗憾的事情。

清朝曾对伊斯兰教采取高压政策,引起了陕甘、云贵和新疆等地回民多次反清起义,这就打断了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化的深层交融,打断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教训深刻,值得汲取。

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回族有识之士仍然坚持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方向。如清朝后期享誉云南的回族大阿訇、赫赫有名的大学者马德新,他生活的时代因统治者挑起回汉相争,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非常尖锐,战乱蜂起,仇杀横行,而他却能够清醒、冷静地提出“东海西海之圣人,虽心同道合,但各有专任,彼此不相侵乱,我教圣人非独优,他教圣人非独绌”(《大化总归》)的思想,试图通过文化沟通化解民族矛盾。他认为伊斯兰教与儒教两大宗教的信仰群体及其代表分门别户,各不相下,以及盲目地追求各自的集团利益而相互不信任和猜忌是导致回汉争斗的重要原因。在合作情况下,马德新积极寻求伊斯兰文化和儒家文化的相互沟通,借以化解民族隔阂、消除民族仇恨,使回族与汉族、伊斯兰教与儒家之间和谐相处。为此,在“数十年中,学习渊源,遵中国之礼,引孔孟之章,译出天道人道之至理,指破生来死去之关头”(马兆龙:《四典要会》序)。在马德新心目中,儒教本身是个“大教”,它与伊斯兰教同源异流,可以并行不悖:“儒之与回,同源异流。自伏羲尧舜以来,皆以敬天为主。诗书所载,班班可考。”(《祝天大赞》)马德新对伊斯兰教和儒家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在揭示两种文化本质差异性的基础上,寻求它们的共通性,以促使两种文化的相互认同。作为宗教人士和学者,他一方面引导回族民众守护教门与回族文化传统的同时,认同并尊重儒家文化;另一方面积极弘扬伊斯兰教,以补儒家之不足,使儒家认同并尊重伊斯兰教。

20世纪中国的穆斯林又与其他民族一样都受到西方列强欺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文革对以儒家为代表中国传统文化、对伊斯兰教的批判和冲击,所以伊斯兰教中国化依然在路上。

今天我们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机遇,应该以史为鉴,珍惜难得的国家统一、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民族团结的大好局面,抓住“一带一路”的机遇,使伊斯兰教文明与中华文明联手而不是对立、互补而不是抗衡,解决当今世界上宗教冲突、文明冲突以及演化出的原教旨主义、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分离主义等棘手问题,努力推动伊斯兰教与以儒释道为主的中国文化的深度融合,促进中华文化内在结构的“儒道释伊”四教合一的完成。为此,我建议大力发展伊斯兰教研究,形成中国特色的“伊学”体系⑥;举行“伊学”世界论坛,邀请世界各地相关学者讨论伊斯兰教发展和多元宗教和谐相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问题;编撰出版伊斯兰教经典和研究资料文库,举办伊斯兰教与儒、道、释、耶对话交流研讨会;参与“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国家和人群间的文化交流,增进双方的了解和互信,达到和谐发展,共融共生。
发表于 2019-11-1 13:57:30 | 显示全部楼层
今天我们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机遇,应该以史为鉴,珍惜难得的国家统一、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民族团结的大好局面,抓住“一带一路”的机遇,使伊斯兰教文明与中华文明联手而不是对立、互补而不是抗衡,解决当今世界上宗教冲突、文明冲突以及演化出的原教旨主义、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分离主义等棘手问题,努力推动伊斯兰教与以儒释道为主的中国文化的深度融合,促进中华文化内在结构的“儒道释伊”四教合一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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