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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洋地理知识发展以及穆斯林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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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2-24 22:09:0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印度洋地理知识发展以及穆斯林的贡献


——郑和论坛
(远古时代至1500年左右)




(Hyunhee PARK, Ph.D.)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约翰杰伊学院,历史学副教授“中国与穆斯林论坛”年会论文2015年8月10-12日,吉隆坡


       印度洋位居国际最大海洋之列,自远古时代以来就联通了非洲和亚欧之间的很多地区,它向那些致力于航行到不同地方以寻求新大陆的人,以及那些制造船只、发展航海技术的人敞开胸怀。零散的考古发掘出的文件记录显示了这些不同的社会,包括亚洲社会都在进行国际贸易。而系统地收集海洋地理知识的是古希腊罗马人,他们还首次利用所掌握的综合的科学地理知识,在他们的知识范围内将这些地理信息制作成文件和地图。西罗马帝国在公元476年崩溃后,关于世界以及海洋的最先进的地理知识和制图法被穆斯林所掌握,并在7世纪之后迅速崛起,其活动范围从伊比利亚半岛一直延伸到印度洋东端,即中国(甚至远到韩国)。由于伊斯兰世界联结了印度洋的最东端和最西端,因此穆斯林商人和航海家发展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印度洋知识,并将其编入论文和地图中,这一活动从大约公元800年一直盛行到公元1500年。中国自古以来都是奢侈商品如丝绸和瓷器的重要来源,因此从非洲和西亚到中国的海路对于穆斯林增加其对印度洋地理知识的掌握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这也记录在很多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文献中。他们在这一时期所积累和形成的地理知识对于后来的中国和欧洲在大洋上的扩张活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至今有无数关于印度洋地理知识发展的研究,旨在仔细审查现代化之前不同时期中不同社会的地理知识以及地图作品。 当前想要了解印度洋的共有知识,需要寻求比较学习法来将一些关键的地理和地图作品汇集起来,着重于研究重要历史转折时期的变化。因此,本文将致力于研究从远古时代至公元1500年,中世纪穆斯林的印度洋地理知识对于世界地理知识发展过程所扮演的角色,其途径是通过对比中世纪穆斯林的印度洋地理知识与同时期的中国和欧洲的知识,以及早期的希腊-罗马知识。文章将分成三部分来论述:其一,伊斯兰之前的希腊-罗马知识;其二,随后穆斯林地理知识的发展;其三,穆斯林地理知识对中国和欧洲知识的影响。这一对比研究概括出整个变化过程,使得我们可以评估中世纪穆斯林的印度洋的地理知识对前现代时期所作的贡献,并且总结出它奠定了国际化时代的基础。
  
  伊斯兰之前西方对印度洋地理知识的了解古希腊和罗马是最先将印度洋作为一整个海域来记载和描绘的。希腊和罗马航海家利用他们的航海环境的优势而掌控了地中海,并在公元前就将贸易往东边发展而进入到印度洋。 在第1、2世纪的中叶,也就是罗马帝国的黄金时代,人们渴望东方的奢侈货物,如香料和丝绸。这一局势更加激发了商人航行到东部的印度和东南亚,在那里建立了商业网络,并逐渐熟悉于他们沿途所遇到的地理、路线以及海洋区域,这些进行跨文化商业活动的商人对印度洋西部的海路和地域已经了如指掌,我们可以在一些经典的来源中找到,包括斯特拉波和普林尼(Strabo and Pliny)。 在1世纪中叶以希腊语写的《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中有更多的细节。
  
  “厄立特里亚海”所指的是红海,然而事实上并不局限于此。这一词语是在公元1—2世纪期间,希腊罗马人用来指代印度洋西部地区的词语,尤其是其包围阿拉伯海、波斯湾和孟加拉湾的区域,这些区域都是通过他们的商业活动而熟知的。 该书的匿名作者或许是一个常驻埃及的希腊商人,写书的目的是为了提供到印度的航行路线中的细节,包括港口的名字及其里程,以及当地进口和出口产品的清单。该书对于那些想要与东方贸易并从中获取巨大利润的人来说是珍贵的向导。 书中描述说西帕劳斯(Hippalos)发现了直接从红海到印度次大陆的航行路线。 而第一个往返航行到印度的希腊人或许在更早的时候。事实上,在《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这本书写作的时候,希腊船只很可能定期地航行到印度。 而书中描述的到印度的航海路线在恒河与印度海岸交汇的地方就结束了,并没有继续描述东边的情况。在这次旅程之后,有一段对秦纳(Thina,中国)的描述说:“一个巨大的内陆城市秦纳,这里的丝线、纱线和布匹通过陆路从巴克特里亚(Bactria,指大夏国)到巴里加扎(Barygaza),再通过恒河而到利迈里(Limyrike)。” 由此可以知道,希腊罗马商人知道中国就是生丝的来源地。而书上说,到那里并不容易,仅有几个人到达那里。然而一些同时代的记载显示,一些商人到达了中国,但这只是极个别的例子。大多数希腊伤人都在印度通过一些来自南亚和东南亚的中间商来获得中国的商品。 通过这些联系,古希腊和罗马人知道远东地方有着一篇土地生产生丝。除此之外,他们没有再发现印度以外的其他到达中国的海路。
  
  虽然古希腊罗马对于印度洋的认知只局限于其西部边缘,但是他们发展的贸易网络延伸到了中国。希腊罗马人在印度洋西边贸易,而古中国人则在一定程度内参与其东边的中间贸易。中国第一个统一的王朝欢迎来自遥远国度的朝贡,而这种朝贡通过印度洋把这些国家与中国联系起来,但这并没有促使中国去探索广阔的海洋世界,因为中国的官方历史记载里几乎没有直接提到任何海上贸易活动。 而书面记载和考古资料都证明印度商人航行到中国进行贸易, 正是他们这些中间商为希腊和罗马人提供了中国货物。虽然海路是通畅的,但是直接抵达中国的的航行对于希腊罗马人来说仍然过远。事实证明,印度洋东端和西端的社会通过这些中间商来互相贸易的行为导致了他们很难对海洋地理知识有全面的认知。
  
  古希腊罗马人对印度洋有限的认知可以同你过过他们的地理知识或同时期地理学家所作的地图得到证实。而古希腊罗马人在当时获得了最先进的地理知识体系,究其原因有以下两点:1)通过积极的商业活动和旅行而发展的地名,积攒了地理知识;2)在科学知识的大系统中发展出的自然地理学和数学地理学。也就是说,商人和旅行家带来了非洲和亚欧地区的一手和二手资料,而地理学家将其融入他们的专业地理工作中。例如,关于厄立特里亚海的知识可在同时期的地理着作中找到,如斯特拉波的《地理学》(公元前64年—公元21年) 以及老普林尼的《自然史》 (公元23–79年)。由于亚洲的一些地方太过遥远,因此早期的希腊罗马世界地图截止于印度洋的东部边界,因此并没有将中国纳入。当世界地理与地图领域达到了其高峰,也就是亚历山大的托勒密 (c. CE 90–c.168)的地理作品出现时,中国被涵盖在内。因为托勒密可以将他在亚历山大图书馆里搜集到的不同的理论与数据合并起来制作出整个已知世界的地图,尤其是上半球的地图。
  
  托勒密地图的副本已经不存在了,我们只有他的书写文本,包括他的着述,名为《地理学》,该着作包含了一份全面的横向与纵向坐标,标注出欧洲很多城市、非洲北部、中东和亚洲的其余部分,这都是作为绘制非洲和亚欧地图的基础材料。精确制作的多个复原地图基本相似,展现了当时学者们所掌握的地理知识程度。这些复原地图清楚地显示出欧洲、地中海、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的几近真实的轮廓,同时还有大陆包围的两个海,即西边的地中海以及东边的印度洋。地图西边的部分绘制得相对精确,因为这一地区正是他们的商业以及旅游活动范围;然而东边的部分却更粗糙,因为作者似乎随意添加进旅行者们提供的资料, 当然它在可居住的最东端也绘出了中亚以及中国的部分(赛里斯在北边而西奈在南边)重要的地方。 印度被缩小了,而斯里兰卡的尺寸又被夸大了,印度洋被绘制成一个封闭的海域。
  
  可以肯定的是,西亚以及北非的人参与进古代东-西海洋贸易活动当中。 然而能显示他们对印度洋地理认知的记录几乎没有流传下来。直至伊斯兰的崛起之后,大约在公元700年左右,西亚的商人,包括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才开始频繁地直接航行至中国。由于联结西方与中国的海路逐渐明确,他们在亚非欧大陆所处的中间位置使得他们在印度洋贸易中相当活跃,进而提升了他们的印度洋知识,并最终形成了中世纪时期的地理着作以及地图中的亚非欧地区的知识。
  
  中世纪穆斯林所理解的印度洋及联结中国海路的地理知识中世纪见证了伊斯兰地理及地图学的繁荣发展。在优势的条件下,伊斯兰世界的学者突出地发展出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地理知识。公元476年,当西罗马帝国崩溃后,以前用来发展地理知识,涵盖了亚非欧大部分地区的希腊罗马理论和数据大部分未能传递给中世纪早期欧洲的地理学家和制图家。相反,这一遗产流落给公元7世纪开始迅速崛起的伊斯兰文明。阿拉伯人在公元7世纪伊斯兰帝国急剧扩张时期征服了波斯的萨珊王朝,夺取了拜占庭帝国的重要部分。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积累了关于各个学科领域众多手稿和书籍,其中就有地理学。他们开始将其翻译成阿拉伯语,在伊斯兰世界壮大的过程中,一门语言即混合语开始盛行。这一翻译运动在阿巴斯王朝首都巴格达进行,由第一任阿巴斯哈里发所赞助而成为一个国家项目。穆斯林学者们将其他社会流传过来的地理知识翻译并系统化而为伊斯兰世界所用。对他们产生最大影响的是托勒密的作品,其总结了早期希腊罗马学者所发展的自然地理和数学地理知识,同时还根据探险家和商人收集的数据提供了多个地方的纵向和横向坐标。
  
  然而虽然其有着重要影响,但是这些穆斯林学者并没有简单笼统地采纳希腊罗马地理知识。五个世纪前形成的知识体系已经陈旧了,因此他们开始加以修订。这些学者最显着的成就是哈里发马蒙 (813–833年)的世界地图项目。哈里发的学者们借用托勒密的理论制图技术而绘制地图,即根据横向和纵向坐标标出各个地方在地图上的位置,同时还收集新的资料来更新他们的地图。 这一项目所产生的地图但不幸丢失。但我们仍然可以猜测这一项目带来多大程度和多少内容的影响。  花剌子密(Al-Khwārizmī,约卒于850年)是参与花剌子密项目的一个学者,他的地理着作显示了印度洋并不像托勒密的作品中所描述的是封闭的海洋。这也清晰地显示出,活跃在印度洋的穆斯林商人和航海家们已经获得了新的信息。 在这时期绘制的最早的地图已经不存在,但是现存的十世纪最早的地图显示了早期伊斯兰地图传承了托勒密地图的基本轮廓,但是依据新的信息而进行了更新,例如开放的印度洋以及有关中国更多的细节。
  
  波斯的地理学传统帮助他们对地图上亚欧大陆东边进行更新,添加了对亚洲不同地区的描述,而这种知识是通过几个世纪以来从丝绸之路与东亚的接触活动。始于伊本·忽尔达德(Ibn Khurradādhbih,卒于912年),穆斯林学者们的地理着作中以系统的方式划分世界区域,并对每个地方和区域给出描述信息。伊本·忽尔达德的《地理学》 (约870年)以及一份对商人和旅行家(约851年)无名记录提供的证,为伊斯兰世界介绍了中国的基本地理以及历史事实,包括一个详细的沿海旅程以及中国最重要城市的详细目录及其产物。例如,伊本·忽尔达德特别描写的一个部分,追溯了通过已知的非伊斯兰领土到达中国的路线,其中就有四个中国的海港。 这两本书都采用了之前以及当时的重要书面资料,并且都揭示了在伊斯兰世界与中国的商业联系达到顶峰时期的公元九、十世纪中,穆斯林对中国的理解。大多数穆斯林地理学作品都将印度洋描述成直接通向中国海。而一位名为穆克达斯(al-Muqaddasī) (卒于988年后)(《黄金草原》)权威的穆斯林地理学家认为理解海洋的真实形状很困难,因为航海家们带来不同的信息,而穆斯林地理学家们提供的是关于印度洋的概括性描述,认为其一直延伸到中国海。着名的作家和地理学家马苏迪(或马斯乌迪)(al-Masūdī ,896–956)通过全面地开发并综合了希腊地理学理论,更新了穆斯林的印度洋知识而完整地描述了海路,形成其最出名的百科全书式的作品《黄金之草地与宝石之矿山》(The Meadows of Gold and Mines of Gems,阿语名为Murūj al-dhahab wa-ma?ādin al-jawhar),它以传统希腊关于地球形状,以及对陆地和海洋划分的理论开始。 建立于希腊传统的海洋的描述结束于阿比西尼亚海(Abyssinian Sea),也就是印度洋。将印度洋描述成由七个相互连接的海构成的一大片水域,这些海各有其名其特征,第七个在最东端的海正是中国海。 穆斯林地理学家包括马苏迪(al-Masūdī)的描述提供了中国的一些细节,还有很多其他作品并没有对中国的细节描述,但是提供了中国海的信息,因此这成了穆斯林之间的常识,并反映在一些大众文学作品中,譬如《一千零一夜》(也被称为《阿拉伯之夜》,大约在10世纪)。
  
  穆斯林地理学家伊德里斯(al-Idrīsī,作于1154年)的作品推动伊斯兰世界地图的发展,并使其达到其最高峰。在西西里岛的罗格二世国王(King Roger II)的皇宫里工作,伊德里斯具有权威的设置的,用银铸成了一个巨大的平面的世界地图(现已不幸丢失),他的名为《跨越地平线之乐趣》(The Pleasure of He who Longs to Cross the Horizons,阿语名为(Nuzhat al-mushtāq fī ikhtirāq al-āfāq),也被称为《罗格王之书》(The Book of Roger)的地理学着作中包含了一张世界地图以及七十张区域地图,将其组合起来可形成一副更加具体的世界地图。 这一着作以及一系列的地图代表了可居住世界的七种气候(以东西向的平行线从北极至赤道而随意地划分世界),纵向则分为十个部分。这一特殊的自然地理以及数学地理制图系统最先是由希腊地理学家所创制的,随后被伊斯兰世界的学者所采用并进行修改,持续不断地影响之后的伊斯兰地理学和制图学的作品。伊德里斯对地理知识的编写相对于之前的希腊罗马以及阿巴斯时期的作品更加丰富和复杂,因为他融合了不同来源的早期地理学作品,包括来自希腊和波斯传统的自然地理以及数学地理关于地球形状理论,早期伊斯兰地图,以及基于伊朗描述的丰富的穆斯林地理学着作。 他的着作的导论提出了对世界的概况,包括印度洋延伸到中国,具体内容在形成印度洋的区域地图中,也就是纵向第五至第七部分以及横向的第一、第二个气候带中,呈现出印度洋岛屿的细节。伊德里斯通过不同来源,包括伊本·忽尔达德所提供的的资料,基本上在地图中(以及地图所依附的文本)将海洋所空缺的填补出来。虽然难以辨别其中所描述的一些岛屿,但我们可以清楚地识别其中一个从东北延伸至西南的大且长的岛屿,名为“马来岛”,这个岛屿大体与马来半岛或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岛屿相吻合。 印度次大陆被描绘成比它实际尺寸更小的,延伸至南部;而斯里兰卡被描述成比它实际尺寸更大的,这一描述很可能受到托勒密地图的影响。在早期作品的合成下,伊德里斯的作品呈现出的印度洋一直延伸到有关中国(甚至韩国)的知识,这是通过在印度洋几个世纪以来的航海活动而积累起来的。因此,综合形成的印度洋知识(以及其他当时的作品)提供的该作品体现出中世纪穆斯林对当时能到达中国的海洋知识的理解。
  
  在中世纪盛期所产生的伊斯兰地理学和制图学知识传播到蒙古时期(Mongol period),该时期中亚欧社会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同社会之间进行了前所未有的跨文化交流,因为蒙古的统治从政治上将其联系起来。由于之前时期所积累的关于非洲和亚洲大陆及其海洋的基本框架知识已经相当丰富,因此在伊斯兰地理着述当中很少有印度洋地理知识的重大更新,同时期的资料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解释。因为贸易活动的规模逐渐扩大,伊斯兰世界的商人大部分不是直接航行到中国,而是只到达印度洋的中间地带,与公元1000年左右开始进行航海贸易的中国商人进行货物交换,从这时期开始,海上活动分成两个部分:中国帆船最多的东部印度洋以及阿拉伯和印度帆船盛行的西部印度洋。这一结构上的改变或许就是导致对中国港口城市认识缓慢的原因。
  
  然而这时期的海上交通也从规模和特征上发生了重大的改变:由于印度洋建立了良好而繁荣的商业网络,因此来自不同社会的更多人通过印度洋区域而进行更广泛的旅行。有文献记载的在整个印度洋范围航行的旅行家有伊本·白图泰,中国的旅行家杨术和汪大渊,甚至还有欧洲的马可·波罗(ca.1254-1324)以及波尔代诺内的鄂多里克(Odoric of Pordenone)(生卒年约为1286-1331)。穆斯林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的记载也带来一些印度洋区域的细节,包括中国的新的详细记载。由于中国和欧洲这些社会通过穆斯林而接收到关于世界和印度洋的新知识,促使他们对外部世界理解的增加。本文的最后一部分将会推论穆斯林对印度洋以及海路的地理知识,通过交流而对中国以及欧洲产生的影响。
  
  穆斯林对印度洋地理认知的国际影响虽然最早在东非/西亚和中国之间航行的是西亚商人,但是描述中国港口与波斯湾之间海路现存的最早记录是来自中国的资料,这份简短的记载是《广州通海夷道》,它是从外部区域通向中国的七条道路之一,由贾耽(729–805)在800年左右成册。 贾耽是唐朝(618-907)的宰相和着名的地理学家,当时,中国正在扩大与外部的联系,收集资料来编写各个区域的地理着述,包括“广州驿道”。这份简短的记载为广州出发的船只提供了一个详细地航海行程和实用的指南,通过东南亚和南亚直到大食,即阿巴斯哈里发帝国,其中的记载与几世纪后穆斯林地理记载中所说的基本吻合。最近发现一位有名可查的中国使者在唐朝时期从中国出使至阿巴斯王朝,其墓志铭显示他很可能为贾耽提供了路线资料,为了完成行程,他很可能乘坐一艘阿拉伯船只与其他穆斯林商人一同航行,因此这一信息的最终来源是穆斯林航海家。 宋朝(960-1276)时期,由于建造出更先进的航海船只并发展出高端的航海技术,中国更活跃地参与海上贸易活动。虽然他们的巨大航海船只主要在东印度洋航行,但一些记载也有关于从中国到西亚的往返航行路线,以及印度洋上主要港口城市的更多地理信息,都是同时代的中国人所提供的。
  
  另外,很多证据证明,13至14世纪的蒙古时期促进了中国和伊斯兰世界更紧密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并使中国记载了更多关于印度洋贸易系统的具体信息。虽然蒙古主要致力于建设陆路贸易路线,但他们同时也加强中国与西亚的海路贸易。1260年之后,陆路因为由于蒙古汗国之间爆发的内部战争而不稳定。伊尔汗国支持元朝而成为其最亲密的盟友,因此中国与伊尔汗国海上互联的重要性增强,这也帮助两个远距离的蒙古政权之间进行直接联系。中国文书记载自1304年开始有频繁的伊尔汗国使节到来。 元朝的蒙古统治者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实施了一个世界地理的影射,以此来实现他们对世界的更广泛的视野。
  
  蒙古帝国的第五个大汗忽必烈在完成对中国的征服之后,批准了一个地理和制图项目,收集和编辑所有来自中国和伊斯兰世界的地理作品,以呈现出在蒙古统治下的整个世界。这一宏伟的计划由扎马鲁丁(Jamāl al-Dīn,13世纪晚期所作)提出并监督完成,他是一位从中亚来到中国的穆斯林学者,为蒙古大汗做皇家图书馆的管理者。 通过这一项目,中国学者首次能够吸收来自同时代穆斯林地理学家的最先进的世界地理知识,使他们能绘制出已知的亚非欧世界,包括延伸至亚非欧西部的印度洋地区。政府的制图工程逐渐充分地影响了在社会上流通的其他私人制作的地图。 这些地图并没有流传下来,但是在之后所处的时代依据以前时代绘制的地图可以帮助我们重构当时中国对他们外部世界的理解。例如,由私人制图家根据14世纪的中国地图所制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The Map of Integrated Regions and Terrains and of Historical Countries and Capitals,日语为Honil gangli yeokdae gukdo jido),在中国制图史上第一次在同一张地图中描绘出西亚、非洲和欧洲,亚非欧的东边和西边通过海洋而联系起来,虽然南亚被极度简化,而东南亚被描绘成仅仅只是一些岛屿。
  
  元朝的一份官方文件《秘书监志》证实了穆斯林提交的《拉拿玛》(la nama Rāh-nām),照字面来看,其出于波斯人的“路径之书”。以他们的语言(即波斯语)向元朝政府描述了海路。海图无疑为他们在海洋领域提供了实用的知识,范围从中国到西亚穆斯林地区的中国外部联系区域。 中国的一份15世纪对14世纪复制的草图清晰地描绘出中国港口城市泉州和广州与波斯湾最重要港口霍尔木兹相连的海路。 还有更多的文书和地图显示,中国人经常航行到波斯湾的港口进行贸易或外交。因此元朝时期海路不断发展并在中国通向广阔的外部世界当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拥有广阔世界观以及使用的商业观念的元朝政府,支持不同背景的人们参与进海上贸易。他们对海路不断增加的知识以及对海洋自身的空间认知传递到了接下来的王朝——明朝(1368-1644),最大的前现代印度洋航海活动——郑和航海正是在这一时期发生的。
  
  事实上,虽然在之前的朝代当中有着巨大的航海活动遗产,但是中国与西印度洋的航海联系正是在这个取代了蒙古帝国的土生土长的王朝——明朝时期开始逐渐衰落。对航海活动最大的打击就是明朝廷颁布的,对私人商业活动以及进出中国的旅行的海禁(1372-1568)。朝廷颁布这项针对元朝极为开放的私人商业活动的禁令,是为了控制与外国的商业往来。 虽然明朝政府间断性的会解除这些禁令,并且也不一定按规定行使;但是到了帝国晚期,新的禁令又重新的颁布。这一政策反映了明朝政府对远距离的国际航海贸易政策和态度的一种坚决的转变。随着这一政策的持续执行,不可避免的将妨碍西亚商人进入中国。一些有说服力的学者的研究指出,在元朝和明朝过渡的时期,很多穆斯林商人从中国南部海港逃离到南亚和东南亚以避免新王朝统治者的迫害。 然而一些穆斯林却留了下来,并且多年后成为中国回族少数民族的一部分。原先几个世纪以来接纳形成的对来华贸易外国商人实行开放的国际贸易格局,遭遇了突如其来的政治转变或许导致了他们对中国商贸影响力的逐渐减弱。
  
  而事实却是,明朝中期正是中国海洋冒险史上最突出的时期,即由永乐皇帝(在位时间1403-1424年)支持的穆斯林航海家郑和(1371-1433)七次航海行动,他的远航行动成为中国和世界历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无论是其规模还是行程都是前现代时期最伟大的海洋探险活动。这一航海举措的完成,是依靠造船业和航海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几个世纪以来中国所积累的海路知识。其航海的最初目的是为了使印度洋的国家承认中国的地位,并将他们纳入中国皇帝的朝贡系统中,而最后它也为中国带来了一些商业利益。 长远来看,中国与西亚的联系在整合的航海活动结束后(随着永乐皇帝的去世)继续消减。蒙古人在退回到蒙古之后,仍然威胁明朝统治,因此明朝廷因忙于防守其北部边界而没有能力继续支持帝国的海上探险活动。在接下来的统治时期里,明朝统治者相对于之前的朝代来说,显然没有兴趣获得国际海洋贸易中的利益。然而却有很多中国人私下里前往东南亚,在中国海域内作为中国华侨参与国际贸易,他们的活动主要限制在东印度洋地区,而疏离了与大洋西部的更广阔联系。 与此同时,当时的资料如《闽书》显示,西印度洋地区国家的商人很少到中国来,而是到菲律宾进行贸易活动。 欧洲人也开始在印度洋海域呈现出一种新的活动态势。
  
  当中国人逐渐将自己圈定于以自己为中心的小世界中时, 欧洲人却做出了相反的举动。欧洲人自西罗马帝国在公元476年灭亡之后,其贸易网络就限定于印度洋西部地区,在海路中被孤立,几个世纪以来都通过印度洋的商人的调度而获得亚洲的货物。而自16世纪开始,在古希腊罗马商人通过红海到印度洋的历史之后,欧洲人开始进入印度洋。长时间以来他们对世界地理处于有限的理解当中,经由13、14世纪,通过与外部世界,即凭借十字军东征以及与蒙古帝国的联系,他们开始接收新的信息,并将其用于商业探索和宗教用途,最显着的是他们对香料之路的寻找并试图对其加以统治。在这种背景下,他们开始航行至亚洲水域来进行全球探索。也就是说,几个世纪以来通过航海行动而积累的印度洋地理知识却最大限度地地服务于新到来的欧洲人。
  
  当我们追溯整个中世纪后半期欧洲的地理学和地图学知识的发展,会发现当时欧洲的大多数社会都因为一些政治事件而开始探索外部世界。第一次重大机会是十字军东征运动,在这次行动中,来自欧洲各个国家的军人走到中东伊斯兰地区去要求收回耶路撒冷,在这过程中他们与当地人有着直接的接触。虽然这次行动对于中东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微弱,但是对于欧洲人却有重大影响,因为他们开始从东方世界接受各种形式的新信息和技术,在亚洲繁荣的贸易网络中逐渐走出了他们封闭的圈子。虽然并没有物质证据,但是他们可能通过接触而吸收了穆斯林具体的世界地理知识和制图技术,因为欧洲的一些世界地图自公元1300年之后开始脱离传统的T-O地图,以更真实的轮廓显示出世界,其看起来更像伊斯兰世界地图的原型,如地中海和连接中国的印度洋。这些地图有《萨努多·威斯科特世界地图》(the Sanudo-Vesconte world map),《布鲁妮特·拉特尼世界地图》(Brunetto Latini world map), 《加泰罗尼亚·阿特拉斯和弗拉芒地图》(the Catalan Atlas, and Fra Mauro map)。《萨努多·威斯科特世界地图》(the Sanudo-Vesconte world map),其中含有首次出现在《波兰多航海图》 (portolan charts)里的指南针恒向线,一些学者认为世界地图本身就是基于欧洲航海传统而制作的。然而,其他现存的《波兰多航海图》都是小区域,因此缺乏印度洋航行经验的欧洲人不可能突然绘制出如此革命性的世界地图。
  
  除了制图技术的提高,在蒙古帝国的帮助之下,以及各种中间人和书籍的传递之下而造就的,关于外部世界的地理知识在马可·波罗前后不断地从东方进入欧洲。 在马可·波罗这样的欧洲旅行家带来亚洲的信息后,中国从一个未知世界转变成一个人们梦寐以求的财富之地。马可·波罗讲述他从中国返回威尼斯时走水路,其他的欧洲人如鄂多里克(Odoric)也是利用水路而往返于中国。他们的记录提供了详细的海路描述,而这也在一些现实的欧洲世界地图中开始显现,如《萨努多·威斯科特世界地图》(the Sanudo-Vesconte world map)和《加泰罗尼亚·阿特拉斯和弗拉芒地图》(the Catalan Atlas, and Fra Mauro map)。公元15世纪时,葡萄牙人收集并证实了很多地理信息,将其应用于全球探险活动中,推动了欧洲首次绕过非洲角(好望角)而航行至亚洲的旅行。 随之而来的是一位从相反的西边航行至亚洲的西班牙人。
  
  正如以上所提到的,当印度洋地理知识影响到中国和欧洲这些社会时,很大程度上,它再也不是统治水路几个世纪的穆斯林所拥有的特殊知识。当然,由于穆斯林水手在印度洋不断积累的航行经验,使得他们对西印度洋的沿海地带的知识不断更新和细化,并开始系统性地首次记录这些地区不同地方的精度和维度,在当时的15世纪是一种特别的航海范例。最着名的是伊本·买吉德(Ibn Mājid) (ca.1421–1500?)和苏莱曼·玛赫里(Sulaimān al-Mahrī) (15th-6th centuries)的作品。 伊本·买吉德(Ibn Mājid)由于被之前的学者误认为是瓦斯科·达迦马(Vasco Da Gama)的导师而闻名。 然而他们却没有像他们在之前的世纪中所做的那样继续航行至东亚。因此东印度洋的更新便随之而放缓。由于中国与西亚的海上联系收缩,穆斯林商人也逐渐丧失了他们在印度洋上的统治地位,因为得到政府支持的欧洲的贸易公司,其海上贸易活动很快便超过两个互相竞争的伊斯兰王朝,即奥斯曼和萨法维。一项最近的研究论述了奥斯曼土耳其人在地理大冒险时代(the Age of Exploration)积极争取成为全球统治者,以及它在与葡萄牙亚洲航海贸易路线的控制权的争夺中,使用的系统性的意识形态、军事和商业挑战。 然而,他们并没有像欧洲人一样一直航行到东印度洋去获得统治权和霸权,但却与印度尼西亚的亚齐保持着联系。由于欧洲人在公元1500年左右获得了与大西洋的联系,印度洋继续作为一个重要的商业中枢而发挥作用,从真正的国际规模上创造了一个与大西洋世界的跨文化联系。在很多现代早期的欧洲世界地图中可以看出,欧洲人开始利用更多科学的制图数据画出了整个印度洋,而曾经在那里繁荣发展的主角穆斯林现在却成为了配角。
  
  结论印度洋在中世纪时期是西亚商人和水手频繁进行商业活动的舞台,然而他们对印度洋的理解并没有现代时期的精确,但是他们熟知大洋的空间和路线,使得他们可以自由地在其中航行。大洋最东端之外是中国海,其上部分与中国相连,这里是大洋西部的人们如希腊人和罗马人渴望的奢侈品的来源地。穆斯林地理学家结合了之前的知识和古希腊罗马的地理和制图理论,与他们获得的丰富航海经验合并起来,创造出新的作品,在他们所画的世界地图中的印度洋,增加了更多的地理细节,这帮助我们在不同层面上增加了对世界的空间理解。
  
  穆斯林地理学家和地图学家所记录和绘制出的整个印度洋区域的知识,借助于中国与西亚在蒙古时期(1206-1368)的越洋贸易,而影响着其他东西方社会,尤其是中国和欧洲。在这些地区,他们所获得的知识主要用于对外部世界扩大的地理空间的理解,这一空间遥远地延伸到他们的疆域之外。中国人将他们从穆斯林获得的知识及时地用于他们在印度洋地区的扩张,这一活动的高峰是郑和航海。同样的知识也启发欧洲人冲破他们长时期以来的鼓励而在印度洋及其外部探索新的世界。印度洋各个社会的扩大化交流继续发展,并在现代时期更为多样化。中国一直是梦想之地,直至它在1839年对西方的侵略反击中的失败而让步。


发表于 2021-2-25 13:23:13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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