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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得仓受抚后治理张家川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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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5-16 22:25:1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向日葵 于 2012-5-16 22:36 编辑

        李得仓受抚后治理张家川的贡献         
        高小岩 王希隆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李得仓是清朝同治年间陕甘回民起义中“南八营”统帅,他率领这支起义军主要活动在陇东南张家川一带。“回民起义是一场回族争取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权利,要求官府承认并保障民族和宗教利益的民族自卫斗争”,反抗民族压迫与歧视。由于形势对回民起义军越来越不利,为了广大回族群众再免遭战祸侵扰,李得仓于同治八年(1869年)接受清廷的招抚     

一、维护民族利益与《万言书》
      李得仓曾经与陕西、甘肃各地回族起义军并肩作战,他在受抚后,充分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在起义军和清廷之间斡旋。同治七年(1868年)十二月,陕西回民军崔伟、禹得彦、陈林、马正和等请李得仓代为求抚,李得仓遂复信一封,不料此信却落入清军手中。同治八年,左宗棠就此事批道:“李得昌所致禹、崔诸逆书,昨已于贼巢中搜得。其为陕回、甘回及自为之计,亦可谓工矣,而卒不免于败露。”密信败露后,李得仓为了消除清廷的怀疑,挽回对陕西回民军造成的被动局面,遂多次致信左宗棠申述自己的诚意,将全部罪责揽在自己身上。李得仓受抚后与其他几支回民起义军还有联系和来往,暗中指使部下收留逃散回众,因此引起了清朝统治层的猜忌和防范。李得仓认为任其发展下去势必对回族百姓不利,随即招集部下商议对策,撰写了一封禀贴,名为“禀就抚回众心常兢兢请示晓谕”,阐明了“导致回民起义的具体原因”。相传这一禀帖有万字之多,号称《万言书》,但实际上只有3600多字。
   《万言书》的部分精彩内容如下:我大清临御以来,列圣相称,回汉两教一视同仁。自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以来,有白莲教、八卦教、长毛、南蛮、李顺达、兰大顺前后叛乱,是皆汉民叛逆,未闻我回民作乱者也。自同治登基以来,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陕西华州赵老五与回民有隙,因砍竹竿起手。长毛残部窜入陕境,皇上有命到处防御,赵老五不许回民砍竹竿,只许汉民去砍,两下相争而打架,回民打死汉民一人,汉民打死回民两人,回民上衙告状,其官不分黑白,将民回打押,回民呕气不过,又和汉民打架。……陕西团练大臣张芾,沿路一带设立铡子会,到处铡回民,此刑比唐史之网铃,商纣之炮烙,歹有甚焉。彼时回回欲翔无翅,欲潜无渊,势如穷途,激成变乱……故此前来投降。至于收回一事,如汉武侯渡泸水恩服南蛮,宋曹彬下江南德感李煜;比起白起收赵一事,我回回虽愚,因愚而有预备。今口里口外回民不下百万,战将不下千员,不夺社稷,意欲杀尽贪污汉官汉吏、到处练团之匪首,然后甘心。……我回民文不下阁台之铨,武不下武略之才,饮水思源,应赦咬人之蹄……回回修盖礼拜寺,内设万岁碑,一则报皇天原造之恩,二则报其皇王水土之德……恳祈宫保大人转呈皇上皇太后御前,回回感其教,汉民感其德。
    西北民族大学历史系教授吴万善在其所著《清代回民起义研究》一书前言中说:“统治阶级留下的文书中,充满了对起义的诋毁歪曲之词,旧史家也难免怀有偏见,而起义者本身又未能留下文字资料,流传下来的口碑材料虽十分珍贵,但却不多。”因此,《万言书》靠老人记忆流传下来,虽不十分准确,却具有较高的历史参考价值。《万言书》从措词、风格来说,有理有节,不卑不亢,体现出一种檄文的风骨,从而维护了民族立场。而且行文流畅,言辞恳切,申诉了回族群众被迫应变的苦衷和自己对妥善解决回民问题的见解,当时被世人引为杰作,陕甘一带文士百姓争相传阅学习。
    同治八年(1869年)十一月左宗棠由西安移营进驻平凉,李得仓遂于同治九年(1870年)正月赴平凉。左宗棠赏识李得仓的能力和才华,又考虑到李得仓在张家川回汉群众中的威望,便赏赠李得仓红顶花翎四品衔,“诰封武翼都尉、陇南镇台,并恩准有越级呈报的特权”。左宗棠还为李得仓改名为李德昌,上报清廷有“杀了李得仓,收了李德昌,安抚了南八营”等语。从此,李得仓从回民起义军“南八营”统帅转变为清朝政府的地方官员,“成为张家川以至陇南地区的最高军事行政长官”,负有安抚一方回汉百姓的重要责任。
      李得仓受抚之后,左宗棠将李得仓部回众全部安置于张家川。由于李得仓“约束有方”,逐渐赢得了清廷的信任。同治十二年(1873年)又将在西宁投诚的陕西回民军崔伟部和毕大才部,分两批安插于张家川。崔伟部被安排居住在恭门镇一带,毕大才部被安排居住在龙山镇一带。同时“历经劫难,陕西回族幸存者大多流落在甘肃境内”。而早在同治十年,清廷还对李得仓委以重任,派他到河州招抚回民军马占鰲部等,但因“德昌亦疑抚局有变,忿惧而归”而未果。但正是在李得仓主政的这一段时间,张家川社会安定,“由原来的一般村镇变成了意义较大的行政中心”。为形成今天的规模奠定了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同治陕甘回民起义中,清统治者为了自身利益煽动回汉双方武斗仇杀,但是在张家川民族关系并未受到多少影响,汉族与回族群众基本上能够和睦相处,绝大多数回汉百姓在事态有变时都抱着互不干扰的态度。如同治元年,张家川王家堡汉族士绅王平安听取李得仓的劝说,主动接济因躲避战祸的陕西回民妇孺老弱;又如王家堡、刘家堡的十二位秀才,理解回民被逼应变的苦衷,劝说当地的汉民不与回民为敌。龙山镇附近的汪家堡、洪家堡、恭门镇邻近也有不少回汉团结的佳话。
    然而当时的确有些汉族百姓不懂这个道理,以为回民起义就是屠杀汉人,“加之朝廷挑拨,疏离民族关系”[9],张家川回汉关系在这种不良氛围影响之下也有倒退。但是李得仓冷静分析了形势,认为汉族群众与回族是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发生的矛盾,“事实上,回汉两族人民都是这场劫难的受害者。”他严令起义军不得扰乱汉族群众,这种做法,“不仅在实践中收到了很大的积极效果,也给后来回汉民族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10]。因此这支回民起义军在陇东各处,都能与当地回汉百姓友好相处。
    引人深思的是,当同治八年李得仓接受清廷招抚时,“汉民协从者三万一千余人”,这个数字几乎占到了整个起义军人数的三分之一,文献记载用“协从”而非“胁迫”,“这说明李得仓在反清斗争中,很重视军队中回汉民族的团结。”[11]大量汉族群众的参与,给李得仓领导的起义赋予了双重意义,一方面是回汉人民反对清政府民族压迫的斗争,另一方面则有反抗封建专制与剥削的性质。李得仓受抚后,在任上体恤百姓。他为了改善因为战争创伤而受到影响的回汉关系,亲自备下厚礼去看望汉族百姓。由于很多汉民信奉道教,因此向李得仓提出想修一个“纯阳洞”,李得仓当场应允,张家川地区的回汉关系以此为契机,又和好如初了。李得仓正义感很强,当他看到民团以“剿回”为借口,滥征军粮据为己有,激成民变,而巩秦阶道张瑞珍混淆黑白,愚弄回汉百姓时,他越级禀报左宗棠,清廷充分肯定了他的作法,对贪官污吏给予了严惩。
    李得仓在张家川主政期间,“纯阳洞”和清真寺并立,回汉百姓互相尊重对方的宗教信仰。同治九年(1870年)李得仓安置起义中逃亡的回、汉群众中,还收养了三位汉族孤儿,并兴办私塾,送回汉百姓子女入学。他的一系列举措,赢得了张家川回汉百姓的普遍尊敬。张家川中、西部一带的汉族群众每年到李得仓生日时,都要组织社火队前来为李得仓贺寿。有资料记载,“汉回和好,商贾通行,张家川附近民堡及陇州知州汤敏皆称李得仓约束有方”[7]

   三、支持、复兴宗教事业
       同治十年(1871年),宁夏金积堡回民起义失败,起义领袖马化龙被清军“凌迟处死”,清廷禁绝新教即哲赫忍耶派(李得仓及其南八营皆为其教徒)。左宗棠发布告示中提道:“唯马化龙父子兄弟以新教惑众……查新教本是回教异端……如敢仍行新教……谓官军将尽歼回族,尽灭教门”
    同治九年(1870年)初,当金积堡战事正紧的时候,马化龙嘱咐金积堡小寺热依斯(宗教代理人)洼上师傅去张家川。洼上师傅到张家川后,和李得仓取得了联系,在张家川秘密开展哲赫忍耶的传教复教活动。在李得仓的授意下,洼上师傅与马元章一道,冒着生命危险,终于取回了被清廷“示众”十年之久的回民起义领袖马化龙的首级,并秘密安葬于张家川北山上,光绪十五年(1889年),马元章为马化龙修建了拱北,取名“宣化岗”,“宣化岗拱北遂成为中国伊斯兰教哲赫忍耶学派最有影响的拱北和重要的宗教活动中心”[13](66)。同治九年(1870年),莲花城回民军领袖穆生华眷属30余人在平凉被清军杀害,只有11岁的儿子“舍木苏”在群众的掩护下脱险。李得仓打听到“舍木苏”逃难到了四川成都,光绪十年(1884年),李得仓派人赶赴成都皇城坝清真寺接回“舍木苏”到张家川定居,并给予资助,张家川人称“舍木苏”为“马三阿訇”。同治十二年(1873年),李得仓得知哲赫忍耶派教主马明心四世孙、云南回民首领马世麟的长子马元章来到张家川,冒着被清廷问罪究责的危险,收留于自己家中。后来马元章的兄弟马元超也来到张家川,得到李得仓的安置。李得仓还支持并资助马元章到宁夏、陕西、河南等地讲经传教,访查马化龙的后裔。马元章在西安寻访到了马化龙之妾白氏夫人,李得仓随即派人将她接回张家川,悉心照料。李得仓大力支持马元章以张家川为基地,逐步恢复和振兴哲赫忍耶派。1911年,马元章在张家川北山道堂宣布自己是哲赫忍耶派第七代穆勒什德(教主),为该派“北山支派”之始[14](310)。光绪五年(1879年),马元章得知马化龙之孙马进西要被押解到北京内务府阉割的消息,“这是马化龙唯一的裔苗”[15],于是便与李得仓合计派人救出马进西,秘密护送回张家川。清廷得悉后,严令李得仓交出马进西。李得仓以“赦一人而万民可安,杀一人而万民不安”为由,恳求赦免马进西。此后李得仓出资帮助马进西在张家川的南川建立道堂讲经传教,即“哲赫忍耶南川支派”之始,教民尊称马进西为“南川二太爷"
    李得仓治理张家川期间,还结合当地特点和回族人民善于经商的传统,因势利导,开辟了皮毛市场。他率先垂范,兴办皮行,“开设商号,一跃而成为地方豪富”。在他的引导下,张家川的皮毛业作为一项民族商贸活动空前发展,张家川也成为西北地区颇具规模的皮毛交易市场和商贸网点之一。
    李得仓富裕之后不忘周济百姓,捐助穆斯林宗教事业,为哲赫忍耶的发展壮大出了不少力。同治九年(1870年)李得仓上书清廷要求重修清真寺,李得仓以身作则并捐钱捐物,工程队于当年八月开工,同治十二年(1873年)张家川清真西大寺竣工,前后历时4年。光绪八年(1882年)李得仓又发起募捐并督工建成了张家川清真后寺。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李得仓因病在张家川归真,享年69岁,由其四子李占鹏继承家业,解放前夕家道逐渐衰落。
      李得仓在清朝同治年间陕甘回民起义中领导的“南八营”反清斗争,具有反民族压迫和封建专制的双重进步意义。他通过斗争迫使清廷作出了让步,实现了民族自主与自治。对今天张家川回族聚居区域的的社会稳定和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抚局的达成,客观上也为缓和回汉关系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环境”。因此,在他主政张家川期间,“创造了汉回友好相处的社会环境,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发表于 2012-5-17 09:28:43 | 显示全部楼层
李得仓大将,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
发表于 2012-5-17 11:49:07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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