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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谷部茂:伊斯兰如何影响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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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3-6 15:33:1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一、伊斯兰风靡世界的三种动力

西元7世纪,伊斯兰发自阿拉伯半岛,不断向外扩大,风靡了世界数百年。其影响之如此广且久,主要是因为它拥有三种动力。

其一为武力,伊斯兰军队以安拉启示给穆罕默德的绝对信仰和据以首见团结的阿拉伯民族原始力量为支撑,不出一个世纪,席卷了全西亚、北非、伊比利亚半岛和西印度。其武力优势持续到13世纪蒙古帝国西征攻破巴格达为止。

其二为商贸,穆斯林商人凭其航海技术和金融体系,活跃于陆海两条丝绸之路,创下了国际通商网络,垄断了巨额贸易,积累了人类前所未有的财富,及至16世纪欧洲人取而代之。

其三为宗教哲学,伊斯兰不断吸收融会新增版图内的各路思想,如希腊哲学、袄教、印度教等,具备了世界宗教框架。与此同时,在伊斯兰内部出现了一批揭发穆斯林内在矛盾,反对世俗势力,而倡导面对安拉纯化信仰,终以神人合一为主旨的伊斯兰神秘思想,世称苏非。

苏非深造教义、重视师承关系,逐渐形成了教团。其势力以教团的凝聚力感化异教,并融和各地传统土著信仰。其影响胜过武力、商贸之势,更为广泛且深远。蒙古人虽侵入伊斯兰世界,却把帝国版图献给了安拉,穆斯林商人所到之处在其商贸中断后仍为伊斯兰教圈,均得力于苏非登峰造极的宗教感化力。其感化力持续到现在。众所皆知,目前世界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在亚洲(印度尼西亚),即为明证。

伊斯兰影响所趋,中国也不能居于例外。伊斯兰正式传入中国是在唐朝永徽二年(651),而一百年后,唐军于怛逻斯河畔败给了阿拔斯朝军,将中亚霸权让给了伊斯兰。宋元明清各朝或即或离地不断与此起彼落的伊斯兰国家接触。这些事迹皆明载史籍,斑斑可考。至于出海发展的穆斯林商贸活动,在西元10至13世纪之间,将中国南海划入了他们国际商贸圈。穆斯林商人活跃在南中国沿海,尤在宋代时期渗透了福建闽南一带,及至宋元之际,其势力几乎形成了问鼎轻重之局。这些事迹目前研究大为开展,相信将逐渐大白于世。其他如天文、医学、金属工艺等学术文化方面,早有多人指出其交流之频繁。

唯独其宗教哲学方面的影响未详。到目前为止,仅有少数人注意到,几乎没有人正面讨论过。唐宋元时期有大量穆斯林定居中土,甚至元代有“回回满天下”之称。难道在中土思想领域里,伊斯兰宗教哲学全然没留下痕迹,而专为中土穆斯林取来自用?



在宗教冲突频发的当下,中国穆斯林的存在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二、伊斯兰是否影响宋明儒学

伊斯兰对外推广最有力的苏非思想,确实来到了中国。在明末清初之际(17—18世纪)在中国伊斯兰社会里澎湃发起的伊斯兰经典汉译解经活动,就是它的明证。因为在从事此活动的以刘智为首的所谓“回儒”大师所翻译诊释的伊斯兰经典中,我们不难看出苏非思想根深蒂固的影响。再者,从16世纪以来中国伊斯兰传宗接代最有力的经堂教育,我们可以肯定亦无非是苏非教团修道的延伸。但苏非成立、开始东渐的年代(9—10世纪),距“回儒”的这些活动年代有八九百年的隔阂,而经过这么久的酝酿后,“回儒”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却类似儒家体系,且他们深信回儒两教相融无间、至或同源。在汉字文化中第一次出现的伊斯兰哲学既是如此,中国伊斯兰很自然地被认定为儒家化的伊斯兰,也即是认定“回儒”为假借儒学,格义诊释伊斯兰的。

但笔者从刘智的著作中了解到,回儒“以儒诠回”并不意味着他们接受了儒家哲学,只能说是文字概念的套用,他们用意在如何以汉字确切表达伊斯兰经典内容,其运用之自如,到最后甚至令刘智诧异说出“恍然有会于天方之经,大同孔孟之旨也”。刘智的诧异是有理由的。他在《天方性理》中翻译编注的伊斯兰教义极类似宋明儒学,而其体系之全,阐释之透彻,却远胜过儒家本身。反观宋明儒学的崛起,似并非儒家哲学内在发展的结果。

当笔者开始注意到苏非始东渐和宋学从周敦颐至朱熹逐渐形成的时代略同,而持着“伊斯兰是否影响宋明理学”此一疑问时,偶得见早在1933年发表的陈子怡先生《宋人理学由回教蜕化而出》的论文,其论点基本上和我所感一致。于是乎,我不揣冒昧地,在未找出儒家方面文献论据的情况下,发表了《试论伊斯兰教对宋明儒学的影响》,论述了我走到这个假设的思路和过程,同时也介绍了陈子怡先生的论点。

该篇发表后,我仍然没有找到论据,当我踌躇不前时,我从一个日本波斯学者那儿得知中国穆斯林编著《经学系传谱》(待后详述),它给我指点出一条路,并提醒我不要疏忽中国穆斯林本身留下的历史资料。

三、见于《经学系传谱》的伊斯兰与儒家接触有关记载

《经学系传谱》为清代康熙年间穆斯林学者赵灿(1657?—1714以后)所编著。它记述了16世纪以胡登洲为始的中国伊斯兰主要经师师承关系及其社会活动。1987年整理书稿加注释、标点于1989年出版。它尽管是私人记录,实是为数不多由中国穆斯林用汉文做的记录。编著者赵灿,道号裕心贫者,四十岁时拜舍蕴善为师,稍年长于刘智几岁,是同时代人。他所记录的年代虽不过是一个多世纪,但我们可以部分弥补苏非东渐至回儒著作出现的几百年空白。至于书中儒家有关记载,因赵灿只关心居住中土的穆斯林社会,偶尔说到儒家也都是无意中附带一说而已,但正因为如此,我认为他的记录比较可信。

我在下面从5经学系传谱6中抄录了有关儒家的记载,以便了解中国穆斯林,尤其那些伊斯兰经师是怎么看儒家的。

1.胡登洲(1522—1597)。字明普,经名穆罕默德·阿卜杜拉·伊勒亚斯,陕西省咸阳渭城湾胡家沟人,被推崇为经堂教育创始人,尊称“胡太师巴巴”。

……先生幼习经学,于讲究间,虽明义理,然只可符以汉音之鄙俗者,而其句读,固不推驯,每欲谋习儒学,贯通一家,必以练字成句,贯句成章,可启后世之学……

……后置货殖,欲售都门,及逾新丰,适值天房来一进贡缠头臾,亦北上……肃趋面前,以西域音候,史见甚喜,跃而下骑,如宿晤。先生以经义中蒙而疑者扣之,史应答不倦,且能使人言下悟,语久,方联骑抵渭南旅社,剪烛共语,见其装有锦囊一,中亚有经,希而视之,史领以示,乃《母噶麻忒》,兹土未睹之经也,先生玩不释手,……

……国学名士某,载书二苟,至以授教先生,凡过目者永矢弗忘,其士异之,勿以师礼自拘,敬称老爸,不周月,而两笥昼夜历览无余,复自购买史鉴诗文诸书,久而渐工吟咏,及见性理,遂哂之曰:“宋时诸先生之言,虽亦似倾国之一佳人矣,然怪其傅粉涂朱,但徒负土泥气息耳,胡必问其‘何乏巧笑娇颦之态哉’。”先生授学百日,而士人求去,曰‘宿儒之所不及,已尽杆头,无庸再进步矣。’先生厚酬而别。

以上胡登洲之事迹,透露了不少16世纪中国伊斯兰的具体情况,包括伊斯兰教学和穆斯林对儒家的看法。

其一:16世纪中国穆斯林,在经堂教育开始之前已有一种具体的教学方法。当时中国穆斯林习经(即《古兰经》),已普遍采用汉语讲解,而他们用的是白话口传。有否讲义稿本则不得而知,但此白话讲解已达到使穆斯林子弟能够“明义理”的程度。只是“鄙俗”“不雅驯”而已。胡登洲之所以“谋习儒学”,“贯通一家”,为的是借用儒家文字,更雅驯地表达伊斯兰经典中的义理,而不是谋求了解儒家思想并与其融会贯通。

其二:当时中国穆斯林仍与天方(即伊斯兰国家)经师有所往来。这意味着他们有条件不断吸收天方新的思潮。关于这点,可参见马建春著《明清西域教士与中国伊斯兰发展之关系》。他们虽在中土,其意识仍一直向着天方,恐怕无暇顾及当地(中土)思想。我们可以想象,一个远离伊斯兰领土的穆斯林圈子能否保持信仰,主要依靠《古兰经》,而读经就需要阿拉伯文,解经则需要请教天方权威人士。

其三:胡登洲习儒,对儒家没有偏见的情况下,认为宋儒义理之学尽管与伊斯兰教义并无冲突,但其深度不能与伊斯兰同日而语,只不过是“土泥气息”的“一佳人”。可谓中国穆斯林到了16世纪中叶,仍没把宋儒当一回事。不是排斥就是漠不关心,不像后代回儒所信的那样。

其四:与宋儒性理学成明显对比,胡登洲非常欣赏中国诗文,“久而渐工吟咏”。因他习儒目的在于雅言表达,这是很自然的。再者,胡登洲在缠头臾那儿初见,让他玩不释手的《母噶麻忒》,为12世纪文学作品,作者为al-hariri,abu Muhammad al-Qasim(1054—1112),被称为阿拉伯韵文修辞的最高峰,而其故事内容为描写一位流浪各地凭其口才和诗才骗取财物的伪君子,若想用以授教穆斯林子弟,只能是反面教材,可见胡登洲如此器重该作不在其内容而在其语言。

2.马明龙(1597—1679)。胡登洲三传弟子。本名铨,字明龙,湖北省武汉人。他出身显贵,从小就潜心研究伊斯兰经学。其成为一代名师,与胡登洲相类似,因为他受教于来自中亚的伊斯兰教大师,得其“秘诀”。《经学系传谱》有一段他和外界人士交流的事迹,详情如下:

……一日诸贵偶偕步于寺,而先生之宅有扉可达焉,遂出迎迓,礼于庭。诸司曰:“汝何人也?”曰:“清真掌教。”曰:“何为教?”曰:“即修道之谓教也。”曰:“所修何道?”曰:“率性而修,即修齐治平之道。”曰:“毋论修齐治平,所云率性,何以解之?”曰:“率性乃走去己私,复还天理,而成宁定之性也,人率此则道可达矣。”诸司点肯称善,又曰:“汝等掌教,亦似物外闲人,其如释道之流,则笑傲于王公之前者,汝何若是之足恭也?”曰:“吾教与儒家同伦理,凡循礼法者,必以忠君孝亲为事业,而贱之事贵,自有成规,岂可以无父无君之狂妄释道为比哉。”诸司见其出言不俗,亦礼而不衰,曰:“闻汝教有经,可许观乎?”曰:“请至掌教塞卢……”先生从容缓言以讲,而其理性渊源,阐扬机妙,尽属儒书中之所未发,各上台侧耳静听,无敢声嗽之者,及报抚台升坐,而扰俱快快未忍去。后朔望辄来听讲旬日之间。旌奖匾额,森列其卢,给掌教碟并冠带焉。

当朝贵族或朝廷官员寻访清真寺的这种场面,估计在唐朝伊斯兰人教中土后偶有发生,尤其是清真寺所在地的地方官或管辖寺务的官员,他们甚至有义务巡访。我们可以想象,他们找当寺掌教查问伊斯兰教义如何,可能其中少数有好奇的想问个究竟,而在伊斯兰经典未翻成汉语的情况下,掌教回话必用白话汉文,这么一来,即使他们有所了解,也只好在心里领会默默然地受其启发。陈子怡先生指出周敦颐(1017—1073)曾居住在伊斯兰使节必经的沛京,我则提出朱熹(1130—1200)曾在当时伊斯兰势力最强的泉州当过官。而唐宋元时期的伊斯兰在中土的社会地位远高于在明清时期,这种机会更容易出现,想必更有慕名而来的儒者拜访清真寺求教。



清代穆斯林赵灿所著的《经济学传谱》,可以部分弥补苏非东渐至回儒著作出现的几百年空白

3.常志美(约1610—1670)。胡登洲四传弟子,字蕴华。《经学系传谱》与李延龄共立其传说:

常蕴华、李延龄先生,俱任城人也。……蕴华先生垂髻时,无嬉笑,同年儿偶戏则啼而远之。方七龄,二先生同入儒学读书,过目成诵,日记千言,偶阅唐诗,遂法之,咸能吟咏。至十一龄,常先生与计曰:“书中所求大约如斯而已,莫若习经。”李先生诺,归告父母,咸允之,入本方经学,凡授辄记不忘。

可见穆斯林学儒书的目的无他,就是考功名。要想深入研究哲理,他们认为只好放弃儒学而学习伊斯兰经学,也即是说,他们根本没有像刘智那样的回儒同源的想法。在他们的眼里,宋学还是远不如伊斯兰经学。

4.舍起灵(1634——1710)。胡登洲五传弟子,字蕴善,号云山。《经学系传谱》编著者赵灿为他的弟子,请他作序。其序如下:

夫道之在天下者,无存亡,道之寓人心者,有断续,然而人之伦常至大者,虽盈贯于耳,充塞乎口,而周程诸子摹拟太极以来,未见实迹所谓何耳。呜呼,造物者悯及黎元,垂慈降之于西土,使大道绵延不绝,可为谆切矣。复幸兹土,于嘉隆之际,锡降完人,教民阪正者,逮吾太师祖胡老先生。

《经学系传谱》经师中,惟有他将伊斯兰与宋学并提而论,始见回儒同源的论调。这可能与舍起灵原是汉族,后来才皈依伊斯兰有关。《经学系传谱》有一段描写他皈依后的感触如下:

……先生次日进清真教,自觉心地豁然,如获清光,怡乐自得者数日,改讳起云字蕴善焉。

舍起灵于胡登洲后在中国伊斯兰扮演革新或中兴之角色,这是否与他的经历有关,还有待研究。

《经学系传谱》所提供有关伊斯兰与儒家关系的材料有限,以上所举四位经师之例,就如陈子怡先生指出,“回教人之来中国者,至宋朝则大异从前。就尔勒壁人种本国言,其文化程度已达最高之域;自己可以享用”,至少能够证明中国伊斯兰并不需要也不愿意吸收宋明儒学。就凭这点,我们可以纠正以往认为中国伊斯兰受到儒家思想影响的通俗说法。

四、总结

《经学系传谱》在“伊斯兰是否影响儒学”这个问题上,仅能提供消极的论据,但它扩开了我眼界,让我知道,探讨此问题的路子可有多方面,包括穆斯林所留下的历史记录(可能是阿拉伯文或波斯文)。

那么,为了证实伊斯兰对宋明儒学的影响,究竟需要什么论据呢?也即是说如何才称得上是论据确凿?我在下面列举了几点,对这个假设该达到的终点,试作了整理如下:

(1)宋明儒学关键人物自身明言,他们受了伊斯兰影响,或明言他们某某学说借用了伊斯兰教理。

(2)伊斯兰经师明言曾传授伊斯兰教义给宋明儒学关键人物。

(3)当时中国学界或宗教界人士明言确有此事(不问回或儒)。

(4)宋明儒学关键人物确实接触过伊斯兰人士,且学术上有交流。

(5)宋明儒学确实提起了以往儒家所未提到的观点,且此观点与伊斯兰相同或类似(而非佛、道或其他宗教)。

(6)伊斯兰宗教哲学有足够的内容,使得儒家能够扬长补短。

(7)客观历史年代、中西交通环境,允许伊斯兰和儒学两者接触。

(6)与(7)为历史文化背景,如前所述已有各方文献证明,不用赘言。(1)到(4)的论据则可称得上是直接的证据,尤其是(1)的论据倘能找到,本假设就可充分地得到证实。但在这点上,至今为止均无文献,他们甚至只字不提伊斯兰有关字样,这反倒使我臆测其为故意避开,即陈子怡先生所谓“讳言”。宋儒圣道自任,不敢在儒家经典和人物之外求宗主之意。(2)至(4)的论据也尚未找到,但在伊斯兰方面文献上有待探究。而值得一提的是,与朱熹同年代的监察御史沈继祖曾以“剽窃张载程颐之余论、寓以噢菜事魔之妖术”来形容朱熹学说。“噢菜事魔”事的就是摩尼教,此虽属弹劫文,我们知道当时有人认为朱熹学说有异端之嫌。陈子怡先生,主要根据(5)到(7)的论据断定了此假设,而我补充的也不过是(4)到(7)的间接必要的证据。

伊斯兰传入中国至今已有1350年,与同一个时代传入中国的外来宗教,如摩尼教、景教、袄教等现已几乎被埋没或绝迹的情况大为不同,穆斯林人口目前不下2000万,而约占其半数的“回族”一直以“大分散小集中”的方式与汉族等异教人群相处,其宗教生命的延续确实可观。在人类史上恐怕只有犹太教可与相比,而在中国的犹太人,则据说目前在开封仅存几个家族而已。

与佛教相对而言,伊斯兰在中国文化所占的地位微乎其微。佛教与伊斯兰同样从外地传来在中国扎根,唯有佛教与儒道并称,并被公认为构成中国文化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回佛两教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如此悬殊,实在令人费解。穆斯林和汉族之间的关系,从唐朝时期一直到现在,基本上没有变化。两者之关系虽不能说是彼此排斥,但也不能说是相融无间,可谓或即或离。中国穆斯林除了吃戒、嫁娶和葬礼外,其实与汉族没什么两样。

本人揣摸着是否因为伊斯兰因素深深隐藏在中国文化里,且正是因为隐藏在出乎我们意料外的核心部分才如此。可目前论据不足,未敢确定。

在这个民族纠纷、宗教冲突经常发生的世界里,中国穆斯林的存在,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料其历史演变有我们可借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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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3-6 17:08:52 | 显示全部楼层
日本学者的研究也是很扎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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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3-6 17:44:53 | 显示全部楼层
通观全文,发现传承的重要性。伊斯兰需要传承,同时也是护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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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3-6 18:10:11 | 显示全部楼层
看看学者为了接续研究的连续性,对文献资料的寻找如饥似渴

文化的传承多么重要,典籍的传承更是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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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3-6 19:05:34 | 显示全部楼层
苏非深造教义、重视师承关系,逐渐形成了教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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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3-6 19:36:40 | 显示全部楼层
有句话说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不是没有道理的。现在做研究只能从一些著作上网上追寻痕迹,假如没有人记录下当代的信息,后来演化成什么说法就两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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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4-22 18:14:15 | 显示全部楼层
知感主,此篇清楚的說明中國穆斯林的儀教傳承
並非他者猜說的仿抄其他在中國的宗教儀俗,
甚至宋元明清是以保留原教儀俗為豪.
並又說明漢族回族,
在一般的生命歷程外在表現與人倫義理上
除了"吃戒、嫁娶和葬礼外",幾無二致.

推翻許多近代自命"尊經革俗"的風潮論者的說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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